“
大家对上海误解太久了
上海小男人，很刁滑软弱
不是这样的
上海是出流氓的地方
上海是书生的地方
民国时期的上海
我们这帮男孩子承续了这股风气
我在吴亮身上就能看到
”少年与天光
陈丹青
摄影：李然
“文革”时期的少年成长
“文革”爆发那年我13岁，吴亮是11岁，10年以后我23岁，他21岁，等于初中、高中和大学本科的年龄，我们正好在这10年当中度过。这10年对于成人、老人来说是灭顶之灾，也就是我们父辈和祖父辈太多人被整死、自杀了，但是我们正好长大，只有一部电影准确描述了那个时刻，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它的结论，如果它有的话。那会儿的小孩真的很高兴，第一不用上学，第二没有考试，第三没有竞争，我们到农村很苦，你到工厂也很苦，但是大家一样穷。所以，今天要我做一个青年，我宁可做我那会儿，下乡我不怕的，今天要么屌丝，要么富二代，这个差异是同班同学或者同街道、同小区的，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感觉。让年轻人自己讲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在座的（青年）有没有屌丝。此外，有大把的时间，为什么呢？不用上学、不用考试，下乡到农村有大把的时间，这又是一个负面的经验，但是那个时候很好，它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汽车，今天有的我们都没有，所以，你不可能旅游，也不可以旅游，没有“旅游”这个词，没有民航业，火车票都要单位证明才能开，你也没有私家车，每个人圈定在一个自己住的地方，你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有句话叫“开证明”，在座的年轻人可能完全不知道，那时候不要说一个省和另外一个省，小小的出差，从北京出差到通县都要单位开证明，没有单位休想到那儿去，路上随时会被截住，你这是非法流动。
每个人有大量的时间，同时困在那个地方。京沪的青年其实很优越，在应该上学的时候他可以自己选择读什么书，交什么朋友，然后做各种梦。非常奇怪，那是一个前途非常绝望的年代，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长大要当一个画家，我不知道吴亮想过要当批评家或者文学家吗？
少年时代我们都在看书，手里全是世界名著，我们有几个偶像，傅雷译的《艺术哲学》，我知道北京有个汝龙，因为他翻译了托尔斯泰。13岁到18岁之间我们知道了所有文学，国内、国外我们能知道的名字都知道了，虽然不一定见得到他的书，没有流行读物，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我一点不想说那个时代好，但是我很幸运我早就在那个年代度过了十三岁到十八岁。我之所以离开清华也是因为我绝对受不了在一个学校里，我生理上受不了，没有太多理由，很多理由是被我瞎说说出来的，我生理上根本受不了一个学校，我从小就是一个野孩子，我想吴亮你也是一个野孩子。我们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博览群书，一群博览群书的野孩子在弄堂口谈文学，毫无希望地在谈文学，结果真的变成文学家了。以前我们走过他的弄堂都不知道这里出过什么人，很久以后我们才明白上海弄堂里出现过张爱玲。那个时候只有几个被准许纪念的人我们知道，比方说邹韬奋的故居，我们小时候打架玩，跑过去发现是邹韬奋的故居，也知道哪儿是鲁迅的故居，但是并不开放。北京的孩子会告诉我哪儿是老舍，老舍死了但没有故居，郭沫若还没死……反正这是一个无政府时期，大部分东西都砸烂了，在这个废墟中一群小孩子长大了。所以，我偶尔会遇到一些80后、90后的孩子非常好奇想听我们那个年代，说你们这代人怎么是这样的，承受力很强，想入非非，到老了还在干这件事儿，因为你们的生活真的跟我们太不一样了，从进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毕业全部被规划好，而且你如果被规划你是幸运，要不你做屌丝打工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这对我们都不存在。
我不评价吴亮的小说，我只回忆与他的交往
我第一次认识吴亮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那时我刚回国，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小区里，我见到了他，发现他和另外一个年轻人在吃饭，桌上有三条黄鱼还没吃完。我看了他就很喜欢。第一，他男中音，所有男中音的人对我都有杀伤力。还有，见到他想起我们这一代人，当时我四十多岁快要往五十岁走了，在另一张脸上看到自己小时候的朋友。再过不久我就回国定居了，我也会去看他，他在上海弄一个画廊。所以，第一代文学评论或者文学家里跟美术界，尤其跟当代美术有关系的，我还不太容易找到第二个，至少在上海，甚至在北京都不太容易找到，画家跟当代艺术家，跟年轻人有这样一种关系。据我所知，南京、浙江、上海、北京，这些新出道的70后画家，当时70后等于今天的90后，很年轻，都想找吴亮让他讲两句，哪怕被他骂一句。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我们现在都是过了花甲年龄的人，这小子居然在写长篇小说，把我吓坏了，木心的心病就是他一辈子没写出一篇长篇小说。顺便说一下：我从来没评价过木心，我只是回忆他，我不是做文学的，所以，我谈鲁迅也从来没有谈过他的文章，我只是回忆他这个人。后来我开始看一些吴亮的评论文章，他的作风其实蛮强硬的，今天的评论家作风已经有点变化。我相信吴亮跟80年代一样，他不会写应景的文字，同时非常锐利，而这种锐利、直爽在我的记忆中其实是上海书生特有的。
吴亮写东西很凶的，尤其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他自己跟我说八十年代末的风波以后他忽然觉得在文学上他想停下来了，转到当代艺术。
上海男人并不刁滑软弱，其实是很强硬的
大家对上海误解太久了，我前几天在别的活动上说过，上海小男人，很刁滑，很软弱，不是这样的，上海是出流氓的地方，上海是书生的地方，民国时期的上海这股风没有完全断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我们这帮男孩子承续了这股风气，我在吴亮身上就能看到，这是我喜欢他的原因，可能我身上也有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不太买账，你让我说顺耳的话我不太愿意，说假话我会，在一个具体的作品面前让我说，我不会跟着你的话语走。
现在再回到他《朝霞》这本小说，我想象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小说家的写法，至少在上海。王安忆写上海，金宇澄写上海，但是看过金宇澄的《繁花》的读者应该知道，他们两个写法非常不一样。这里面我还能认出很强硬的评论家的男中音，同时认出那个男孩，这个男孩也是我刚才说的，我在他的作品里会共同分享一种我们记忆中的上海。这个上海其实被淹没了，从来没有被认真说出来过，就是70年代的上海，“文革”的上海，“文革”之前的上海。大家说起上海，尤其外地，尤其年轻作者立刻会回到30年代，好像上海只有这一点，包括沦陷时期，不错的，因为那时候人太多了，左翼作家、前卫作家、先锋作家，包括张爱玲、苏青那帮人。
可怜的是50年代以后上海的叙述被中断了，上海最重要的作家也没出过最重要的作品。到80年代重新出现了一批上海作家，大家最了解的是王安忆，此外像孙甘露，还有其他一些名字。随着我们这些人慢慢进入中年、老年，我相信很自然地，我们也开始有资格说我们年轻时的上海，那个没有被说出来的上海。
*本文据陈丹青在9月4日[吴亮·陈丹青·格非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对谈“少年与天光”]的对话内容整理而成，未经发言人审定。标题为编者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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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亮《朝霞》试读
陈丹青、金宇澄、黄子平、格非力荐
吴亮：阅读里的个人秘史
格非：今天中国最可悲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被毁了
巴尔扎克的眼睛
朝\霞
吴亮
著
《朝霞》给我们留下相当松散的线头：有些会让好高骛远心有灵犀者攀越宏伟的意图，有些则是永远解不开的结和断头，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是一个个意义的坟墓；有些地方留下蛛丝马迹，是一种有意味的讲述，有些则踏雪无痕，我们只能将秘密代入沉默。
——评论家程德培
《朝霞》是鬼神之作。吴亮用文字撕开了这座城市的屋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异样的六七十年代的上海。
——《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礼平
《朝霞》是典型的六七十年代的文艺青年的自画像，他们身上有浪漫主义、有英雄情结、有救世情怀，还有略带颓废色彩的理想主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张柠
《朝霞》里有吴亮失落的青春生命，也有他一生的困惑和难题。他一边回忆，一边质疑和评判回忆。
——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闳
这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小说文本。这是一个长于此生的回忆。
——作家路内
《朝霞》从精神生产的角度恢复了城市小说思辨的活力。
——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屏瑾
吴亮试图接续先锋主题用“怎么写”推动“写什么”。吴亮身上既有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使命感也有着对他们的深切反思。《朝霞》不是伤痕小说也不是成长小说而是“回顾式”的历史考古。它以标记发声位置的狂欢制造了如星空般巨大的反思平台，却拒绝给出任何指示性答案。
——苏州大学教授房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