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教育垄断，引进民间教育
人物档案：刘道玉，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中共党员。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至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在任内，他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度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年因与教育部上司有分歧被免职。原武大校长刘道玉出自传解释当年被免职原因。
对很多人来说，刘道玉的名字也许陌生，而对于武大学子而言，73岁的刘道玉是他们心中的一段传奇，一种向往。刘道玉被誉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他首创并推行的一系列高教改革，如学分制、插班生制等等，使武大成为当时教育改革领域上的急先锋。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校长路石就是以刘道玉为原型创作的。但年，刘道玉因为改革激进，被突然免职。在沉寂了十几年之后，刘道玉带着他亲笔撰写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
尽管已是古稀老人，但刘道玉的思维依然敏捷锐利。“中国的大学要做世界一流的大学，至少还有30-50年的差距”……在昨天的见面会上回答读者问题时，刘道玉就中国教育侃侃而谈。
记者：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中，您可能是第一位为自己写自传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您是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风云人物。但从年，您离开武大校长一职后，这十几年逐步淡出公众视野。为何在您古稀之年要抱病写自传？
刘道玉：我经历过新中国以来的种种政治运动，也曾经当过“工具”。中国有句古语：“七十而从心欲不逾举”。我到了七十古稀之年，对一切都已置之度外，写这本书时，我已经没有什么顾忌了，“我手写我心”。我从69岁开始着手写这本自传。写这本自传，是出于我的一种怀旧情结，也是我对自己的一次全面彻底的反省，回忆检查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主要事情，让大家知道我为人所知的一面，也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鲜为人知的一面。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社会一个交代。
记者：除了出于您个人的一种生平总结外，从社会大环境而言，是不是也使您想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
刘道玉：我出这本自传，我想，也是现在教育形势下的一种需要。现在高等教育的情况，是大众议论的一个热点。这种 刘道玉：我把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归为学者型的、双肩挑式的校长，因为既要做学术，又要管业务，因此既要保住博士帽，也要保住乌纱帽。我认为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良好的学术背景，有人文素养。但是当他当上校长，他就要下决心不再做自己专业研究的工作，而应该做一个职业的教育家，掌握教育的规律。而怎么样当好这个校长，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靠提拔、靠发奖金，这不行；应该要抓改革，在改革中比比看谁是英雄好汉。
教育改革情结难消除
记者：十几年前，有人说您是因为改革过于激进而被免去校长职务。现在，您还是把改革挂在心中。
刘道玉：教育改革的情结在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这是我的理想主义。我会把我这本书的稿酬捐给刘道玉基金会，让基金会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一些事。我在教育战线上是改革的弄潮儿。我想，我会呼吁教育改革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相信教育改革的东风一定能唤得回！
为什么被免职后不做官或离开武大？我为什么不愿当官？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做官与做学问是两个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为什么在这里挨整而不愿离开呢？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浪漫的青春时代，贡献了人生最宝贵的壮年时代，经历了如火如荼的改革的黄金时代。……那些整我的人，既没有把我打倒，也未能把我整垮，惟一的就是要把我赶走，如果我调离学校，那不正是中了他们的计谋吗？
找出中国教育危机的祸根——教育改革的着眼点：培养创造力
记者：当年你走马上任当武汉大学校长时，认为当务之急要开刀改革的是哪些问题？
刘道玉：我被任命为校长，完全出乎意料。本来我辞去教育部的官职回到珞珈山（武汉大学坐落在珞珈山麓。），是要从事我的化学教学和科研业务，没有想到回来不仅没有摆脱行政管理事务，反而还把我推到了校长的位置。不过自古华山一条路，上任了我就不能退却。既然报纸上说我是“年轻校长”，就得有年轻校长的样子——朝气蓬勃，立足改革，提出“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口号，要改变武大“老牛拉破车”的落后状态。
我当时最想做的，首先就是营造一个民主、自由、宽松的教育环境和学术氛围。我既崇拜蔡元培，也崇拜马寅初：蔡元培提出的大学独立、学术民主、自由的办学理念，是世界各著名大学办学之通则，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写道：“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了。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而挨批，他写了一份《附带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他们的办学理念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校长，应该有这种瞻望民族前景的长远目光，应该有这种坚持追求真理的独立精神，在校内创造适合科研和教学的自由空间。
第二个，是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当时我推行一系列教学制度的改革，允许冒尖，允许跳级，就是为了在制度上适应学生的个性与兴趣，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为富有创造力的人才的脱颖而出，从制度上给予保证。
当时我在武汉大学实行转学制时，没有请示任何人，认定我作为校长就有权这么做。这个制度实行后，学生在校内可以转系转专业，文理科可以互转，校外的也可以转来——北大、上海同济大学、中国科技大、武汉医学院等校都有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来。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水平和师资力量不一定赶得上他们，但为什么这些学生向往武汉大学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比较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尊重学生志趣的气氛。
第三，办学要确立“学生是主体”的观念，学生既是受教育者，也是办学的参与者；既是改革成效的检验者，也是教学改革的依靠者。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参加学生的活动，接待学生，与学生通信——这也有利防止我的思想僵化。
记者：对，你当时对校长办公室有三条要求：凡是学生写给你的信不能扣押；凡有学生要见你不得挡驾（但可以约时间）；凡学生举行的活动应当通知你。
被免职最遗憾的是壮志未酬
记者：你得知被免职时是如何想的？
刘道玉：自从我选择改革那一天起，就没有凖备后退。我预料到我的下场可能不妙。果然，我的任期还没有满，突然地，以电传的方式免除我校长职务。我本来不想当官，对这个校长职务本身我并不留恋，如果说有遗憾的话，主要就是我正在制订武汉大学改革的第二个十年规划，还没有出台，更没有来得及实践——至今我那些设想还没有人提出来呢。
例如，我要改变“文理科分科招生”的模式。现在我们实行的分科招生，其实是为了提高升学率。年以前和五十年代学生学理科学文科，都是自己真正有兴趣，如钱锺书、吴晗这些人为何选择文科？因为他们热爱。但年之后，分文理科主要是为了升学率，部分考生认为自己数理化基础不强，进大学把握不大，于是就转向文科。这就造成了某些学生的素质缺陷。
其次，我要改革文科的教学模式。文科到现在停留在表述性的教学模式上，基本上没有形成形象化、实践性的教学手段。我当时凖备在文科建立五大实验室：以哲学系为基础建立心理学和思维科学实验室；在经济学院建立经济模型实验室；在法学院建立模拟法庭，拥有民事审判的正式权限，有法官、庭长、书记员一整套编制——美国就是这样，他们的一流法学院就有民事审判权；在图书情报学院建立信息工程实验室；在新闻学院建大众传媒实验室，可以制作影视作品。这样就把理工和技术手段引进文科，彻底改造文科教学。
第三，如果说我八十年代中期重点是放在教学制度的改革上，那么第二个十年想推出来的，是教学体系、课程设置上的改革。多年以来我们的课程设置体系，都是重视知识的传授，而不重视科学思维方式的传授，我们90％的课程都是知识型的——像你们这一辈学生都是“灌”出来的，中文系弄那么多小说选读课，老师一篇一篇去讲主题、结构！我想大幅度地改革课程，将大部分、至少一半学时，来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
这些想法不能付诸实践，才是我最大的遗憾。到现在我没看到哪个学校想到这些问题，更没推出改革措施。
为何得罪国家教委和省委负责人？
记者：你被免职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你的书中写了，你被免职后，当时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在北戴河召见你，肯定你的教改，希望你去北京领导国务院属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机构，或者选择任何大学再出山当校长。有人由此推测，你被免职，可能是一个在中国司空见惯的人事算计之谜。你自己如何分析？是当权者认为你“离经叛道”，还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触犯，还是有某些恩恩怨怨？你被免职究竟是什么原因？
刘道玉：原因是多重的：改革理念的分歧、“功高盖主”引起的嫉妒、我的所作所为对某些领导人的权威提出的挑战……但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利益的冲突。例如国家教育部门那位主管，就认为我威胁到他的地位。年，教育部长蒋南翔任职到期，谁来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到教育部来，对处长以上干部进行一次“部长候选人”的民意测验，我的得票是第一位，当时的这位副部长得票比较低，据说他为此还气病了。当然，我是坚决不想当的，当时我就到中组部去陈述说，我已经在年当了一回教育部的“逃兵”，任命了我也不会来的，千万不要任命我，免得我也被动，你们中组部也被动。
这是这位主管第一次感到我威胁到他的位置：论年龄我比他年轻十岁，论在群众中的威信我比他高，论教育论着我也比他多。年，中央要把教育部改成比部高半级的国家教委，据说人事方案之一是由万里副总理兼任教委主任，我担任第一副主任，这消息传得非常广，我得知后，再一次到中组部去陈述我不能担任这个职务的理由。我非常高兴后来中央决定了另一套人事方案，但这位主管又一次感到我是他的威胁。
关于改革理念，我与他们也说不到一起去，发生过三次冲突。一次是关于“学分制”的。这位主管在会议上公然说，搞什么学分制啊，美国搞学分制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卫星上了天！有次我与他辩论说：“××同志，如果你不是健忘，你就是无知。你从哪里得知‘美国学分制失败了’？据我所知美国现在各大学依然还是学分制，而且更有发展。至于苏联不搞学分制，我们也没有说学分制是大学培养人才唯一的制度，可以试验嘛。”
第二次是关于培养“创造型人才”的问题。他批评我们武大说：提出“创造型人才”，就是好大喜功，好高骛远，大学四年怎么可能培养出“创造型人才”？我说：培养“创造型人才”，是我们提出的办学指导思想，培养创造性人才也有一个渐进过程。我们这么提，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开发学生的创造性素质，为他们今后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奠定基础；也不排除少数出色学生在学习期间就能出创造性成果，现在不是就有学生出版了文学作品、学术论文吗？你认为大学四年培养不出“创造型人才”就不能提这个目标，我倒要反问你：现在提“要培养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否能保证大学四年树立这样的世界观？如果说学生做不到，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这样提？
第三次，是关于政治辅导员问题。一百个大学生配一个政治辅导员的制度，是年由清华首创，推广到全国，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修防变的产物。我调查研究发现，这个制度并不受学生欢迎，政治辅导员队伍也极不稳定——选业务好的教师来干，他不安心；选业务不强的教师来干，他没有威信。年，我将这个制度取消了。那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教委主管指责我说：你取消政治辅导员，就是削弱思想政治工作。我说，加强思想工作不在于形式而重在实效，我们将英国牛津、剑桥的导师制引进来，规定每个讲师以上教师都要带十个学生，将教书育人制度化，这就是加强思想工作。
这几次争论，他虽然输了理，但他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对我耿耿于怀。
记者：武汉大学归国家教委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湖北省委的态度如何？
刘道玉：我跟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也发生过冲突。那是年5月的事，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为建房，争占杨家湾80亩水塘，民工打起架来，双方都有人受伤。我当时在上海开会，回来得知后批评了我们学校有关部门。省委书记的秘书是水院毕业的，不知他怎么汇报的，这位书记就召集武大和水院两边领导和基建负责人开会。
那是一个星期天，开会是临时通知的，我事先并不知道。一医院看望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医院关于他病情的会诊。回家后，家里人说你赶快到省委去开会。我赶去了先检讨说因没接到通知，来晚了。省委书记大发雷霆说：你们武大欺人太甚，逼得人家水利电力学院师生员工没路走了！我说，你这话可不符合实际，难道水电学院五六千人现在每天不能走路？他又说，这块地你们两家谁也不给，省里要收回！我说，在中央的政策是支持教育，为大学发展拓宽用地，你要将属于学校的土地收去，是跟中央精神背道而驰。如果你一定要收，我保留直接向中央申诉的权利。他说，这块地也不是你的呀！我说，我们查过了，是年武汉大学从农民手上买的，地契至今保存完好。他说，国民党的地契，共产党不承认！我说，此话差矣。香港是满清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国的，我们年以后也没有“解放香港”啊？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嘛！他气得说不出话来，说：“你是个名人，说话要注意影响！”我说：“我不是什么名人，今天我是在你省委书记主持的会议上，我是党员，是武大党委副书记，是省委委员，我不过是行使权利发表意见而已。”
会后，我就到东湖宾馆去找胡德平。他是胡耀邦的儿子，当时是中央派到湖北来的整党联络组长。我说，如果两个农民发生了矛盾，生产队长会先听甲方的道理，再听乙方的说法，背靠背做工作，差不多了再弄到一起调解。省委书记可倒好，将两所大学的领导弄到一起，当众支持水电学院来压我们——这连生产队长的水平都不如嘛！
这个话我在学校里也说过，有人向省里打了小报告，书记、副书记大动肝火，说这个刘道玉狂妄到了顶点，竟然说省委书记不如生产队长的水平！后来国家教委副主任彭佩云问我是否说过，我说：我是说了，但我是特指他处理这件争地纠纷的水平。
教育失败的总祸根是当局决策失误
记者：在你被免职十七年后的今天看中国教育，我承认，我对中国教育当局的思路十分困惑。从表面上看，主管更迭了好几届，都并未“因人废言”，没有由于你个人的悲剧性遭遇而否定你的教改实践、你的教育观念，甚至也没有阻挠你率先创立的那些现代教育制度，在各大学推广、施行。但是，他们对你教育思想的核心——培养创造性人才，都避而不谈；他们与你所憧憬的前景，似乎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你对教育现状怎么看？你认为中国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刘道玉：时至今日，不管是一般市民还是关心教育的广大知识分子，教育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这既体现了民众对教育的白癜风哪个医院看较好治疗白癜风最佳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