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学生问，陈丹青到底算画家还是作家。这实在是个老问题，像长期压在箱底的厚衣服，时不时有人翻出来晒一晒。其实类似问题早就有人解答过，虽然众说纷纭，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陈丹青是个跨界艺术家。也有人称其为“公共学者”，遭到陈丹青的强力反驳，他说，中国连真正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的“公共知识分子”？所以，自打归国之后，无论公众如何评价、媒体如何鼓噪，陈丹青从未接受过画家、作家、评论家这“三合一”的头衔，他始终冷静地坚持自己：“我的真正身份就是知青”。实际上，陈丹青现在已经不火了，相比一场画展连一场画展、一场讲座连一场讲座、一场采访连一场采访的本世纪最初十年，他已经逐渐淡出公众视线。年6月30日，有媒体约他谈谈北京的历史文化保护，地点选在古槐环绕的国子监。访谈过程中有保安悄悄问记者，抽烟扯闲篇儿的那人是谁？答曰陈丹青，保安又问：“陈丹青是干吗的？”再答画家，保安一怔“：你们采访画家干吗？来国子监应该采访史学家！”这回轮到记者愣怔了，字斟句酌好一番才说，他是历史画家——陈丹青从此在媒体圈子里得了个“历史画家”的名号。
上海的小宁苏北的汉
陈丹青年10月出生在上海石门一路一条小弄堂里，父亲陈兆炽选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为他取名“丹青”。四岁那年，担任税务所长的父亲因直言犯上被打成“右派”，全家老小抬不起头，陈丹青却因祸得福——赋闲在家的父亲正好利用“改造思想”的时间教他启蒙学习。年冬天，父亲被遣往青浦乡下接受改造，陈丹青也进入“茂名北路小学”（现“威海路第三小学”）就读。他从布置黑板报开始喜欢上绘画，三年级参加市少年宫组办的“绘画班”，接受正规艺术培训。同时，母亲教他背诵大量古典诗词，每天放学回家，门板上总有几首唐诗宋词等着他。不久，感染血吸虫病的父亲回家休养，慢慢指导陈丹青接近并阅读鲁迅、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还让他涉猎西方艺术和艺术史。
年，58岁的陈丹青回首往事，依然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感激之情：“我父亲是第一位引导我热爱文学、热爱艺术，教我文艺理论，最初给予我文艺立场的老师”。年，作为“文革”前奏的“破四旧”运动兴起，“黄埔军校”出身的祖父陈砥中首当其冲，其收藏的书刊、画册被“革命派”尽数收缴，陈丹青心里非常难受，但他的痛苦显然与大人的痛苦明显不同——他在意的是以后家里再也没有可以临摹的画册，大人在意的是则是政治上的黑云压顶。众所周知，上海是“文革”的策源地，也是全国闹得最凶的城市，传统教育基本被拦腰斩“垃圾桶装满西画，淮海路一天就丢了一千多架钢琴”。不过也有因祸得福的一面，当官方将经典文化付之一炬的时候，它往往以口头的形式在民间悄悄流传，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是这样，两千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陈丹青那半荒废、半革命的中学，基本是在弄堂口聆听邻居青年讲述《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三个火枪手》等西方名著中度过的。听人讲名著虽然不如阅读原著那么完整精彩，但在当时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下，陈丹青算是非常幸运。年暑期开学后，陈丹青接受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给学校美术老师做助手，为街道办事处和工厂企业画毛主席像。当然，凭陈丹青当时的绘画功力，他还不能画人物的眉眼五官，画了也不像，他主要负责涂色和画背景。起初他们只在学校附近的广场、街道上画，后来画出了名声，邀约不断，就连位于黄浦江边的“吴泾化工厂”也请他们去画。站在十几米高的脚手架上，看着下面“工人阶级仰望的目光”，陈丹青豪气飞扬，以为这就是在为“革命做贡献”。
尽管协助老师画了多幅领袖像，陈丹青依然没有逃脱“文革”的惩罚。年4月，16岁的陈丹青与一群“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发往赣南龙南县里仁公社，名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为变相的劳动改造。到达驻地的第一晚，陈丹青就满心绝望：“破屋里只有一盏油灯，我们三个男孩子挤在一张床上，几斤重的老鼠，整夜在被子上蹿来蹿去，我一晚上几乎醒着。第二天早晨下雨，那种雨打在瓦片上的声音，非常茫然。”上海的小宁根本没有干农活儿的技巧，陈丹青也是一样，既不会育苗，也不会积肥，只好去干最苦最累、也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农活儿插秧。“下地插秧，苦透了。一边插，手指缝一边渗血，伸到水田里晃晃，血迹淡了，继续插秧。”到了秋天，又要肩挑一百多斤的稻谷送到镇上的粮仓，每天在十里山路上往返三趟才算完成任务。年春天，时常在农闲时节画画儿的陈丹青终于遇到了千里马——他的宣传画得到时任“龙南县革委会”主任袁良才的赏识，在袁主任的力荐下，他很快被江西出版社借调到南昌绘制连环画并连续出版了《边防线上》《飞雪迎春》。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的升级，“连环画小组”解散，陈丹青不想再回龙南，好心的社长靠个人关系将他调到距离上海较近的江苏南京近郊江浦县。
陈丹青不再从事苦力般的重体力劳动，但新工作叫他痛不欲生——他被安排在石桥公社骨灰盒厂做画工，一年要画上千个骨灰盒才能完成额定工分。年，幸运之神再次垂青于他，陈丹青离开骨灰盒厂前往南京参加江苏美协举办的“油画创作班”，在那里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幅油画《老将和小将》。
第一个与美国画廊签约的中国画家
年5月，陈丹青完成了大型油画《给毛主席写信》，参加了国务院文化组（后改为文化部）组办的“全国美术展”，得到关山月、黄胄等艺术前辈的肯定。很快，西藏自治区将他借调到拉萨，短短一年，他交出了两幅大型油画——《进军西藏》和《泪水洒满丰收田》，前者入选年“军美展”，后者入选“全国美展”，成为西藏自治区建区以来第一次入选全国画展的两幅作品。这一年他还出版了《周恩来年轻时代在天津》《维佳的操行》两套连环画，在青少年当中引起很大反响，凭借两幅油画、两套连环画，陈丹青顺理成章的成为“知青画家”的领军人物。年恢复高考，当时中央美院兼招本科班和硕士班，陈丹青跳过本科班直考油画研究生，师从詹建俊、靳尚谊两位大师。其实他是冲着林岗教授去的，早在年他就同几位南京画家一起到北京拜访过这位带有批判色彩的现实主义画家，但林先生却很少给研究生班上课，陈丹青只好跑到本科班去旁听。目前国内画坛执牛耳的几位——波普主义的刘溢、古典写实主义的杨云飞、新写实主义的朝戈、魔幻现实主义的曹力、空间绘画的夏小万、玩世写实主义的方力钧等等，都是旁听交下的挚友。为准备毕业作品，陈丹青年5月二次进藏，他没有选择当时非常流行的“伤痕艺术”和“反思风格”，而是独辟蹊径地创作了由《洗头》《朝圣》《母与子》《牧羊人》、《进城之一》《进城之二》和《康巴汉子》七幅作品组成的“西藏组画”。“西藏组画”在毕业展上一炮走红，被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在全国艺术界引起巨大轰动，一举奠定了陈丹青在当代画坛的地位。事实上，他很不喜欢别人加在他头上的“现实主义画家”称号，他反复声明自己属于“乡土主义”。从艺术流派而言，他这样的解释既有画蛇添足之嫌，又有矫饰高冷之意——源自米勒的所谓“乡土主义”，其实就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前派”。
▲《坐在街沿的藏人》
▲《西藏姑娘》
▲《洗头的藏女》
▲《牧羊人之二》
▲《牧羊人》
▲《牧羊女》
▲《母与子》
▲《拉萨市场》
▲《康巴汉子之二》
▲《进城之一》
▲《朝圣》
年7月，陈丹青凭借“西藏组画”留校任教，担任“油画系第一工作室”主持人靳尚谊先生的助教。其后两年，陈丹青的创作陷入巨大危机——刚刚27的他竟然没有了创作冲动，也找不到丝毫激情。实际上，当时有不少实实在在的因素困扰着他，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住房，二是夫妻两地分居。陈丹青是典型的姐弟恋，妻子黄素宁比他大三岁，南京艺专毕业，既是他的姐姐，也是他的恩人，如果没有她，陈丹青可能终生都默默无名——将他推荐给西藏自治区的人是黄素宁，帮助他完成《进军西藏》的人也是黄素宁。考入中央美院不久，陈丹青在上海操办了婚礼，从此过上一个北京、一个拉萨的分居生活。年，他们的女儿陈夜潭出世，陈丹青的压力骤升，他急于找到一条解决现状的渠道。恰在这时，国家放开私人自费留学的关闸，他便于年10月申请了学费低廉的“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其实，这家位于纽约57街的艺术学校只设素描和版画两门课程，并没有陈丹青擅长的油画专业。这所学校不仅学制松散，对学生没有年龄限制，更没有入学考试，也不提供学位证书，唯一的好处就是注册后可以拿到F1留学签证。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陈丹青遇见了上海同乡陈逸飞、陈逸鸣兄弟和后来因为“仿画”马克·罗斯科（MarkRothko）、威廉·德·库宁（WillemdeKooning）以及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Pollock）等现代主义画家作品遭到美国FBI调查而声名大噪的钱培琛。在所有同学中，陈丹青与钱培琛关系最好，最艰苦的日子里，他俩连电费都交不起，没法烧水，大冬天只好怀揣泡面冒着漫天大雪跑到唐人街附近的亲戚家讨开水，然后蹲在路边狼吞虎咽。陈丹青每每想起这一幕就鼻子发酸，他经济条件改善后，每次到纽约中国城吃饭，哪怕只吃一碗5美元的葱油面，临走也要留在桌上5美元小费——他把尊严看得比金钱重要！
与绝大部分闯荡欧美的中国画家不同，陈丹青没过多久窘困日子，也没有打过工——年5月，距离学校不远的“瓦里森德利画廊”与他签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合约，包销他的以西藏为主题的全部作品，成为第一个和美国画廊合作的中国人。两年后，画廊倒闭，此时的陈丹青已经买了一套小公寓，他便窝在家里画些一两平尺的小画卖给以前的老顾客。年圣诞节前，“大中央画廊”签他为专属画家，继续出售他的藏族题材作品，与他一同签约的还有另外两位中国画家金高和张红年。又画了两年，陈丹青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差，他意识到自己那些作品已经挖空了“两进西藏”积累的所有素材，再画下去只能越来越差，于是在年主动停止了跟所有画廊的合作。从那以后，陈丹青不再接触西藏题材，转而画人体、肖像、多联画和写生油画，如《波兰女子佳瑟琳》、《自恋的查理》、《书里乾坤》等等，他自己也承认“《西藏组画》是我现在无法超越也不再企图去超越的一组作品。”
用写作向木心致敬
年，陈丹青在西42街号楼租下一间画室，先在室，后来搬到面积稍大的室。号楼紧临时代广场，周边全是红灯区，满大街的妓院和性商店，他心无旁骛地在里面画静物、画人体，间或思考下一步怎么走，15米长的十联画《静物》、十三幅合成的《毛润之》以及早期的“三联大系列”都在这里完成。钱培琛每次去看他，都为他超强的定力和求新图变精神钦佩不已。年，他在纽约、波士顿和洛杉矶举办了名为《吻》的巡回展，这是继年首次个展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巡展——年他接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聘请回到北京，主持“陈丹青研究室”。执教清美，习惯“自由体制”的陈丹青对国内高校的考试制度、教学方式、研究生录取等极为不满，四年后终于忍无可忍愤而辞职，对此，他光明磊落地声明：“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
从清美辞职后，他做的第一件就是整理、引介、推广木心先生的文稿，先后出版了《哥伦比亚的倒影》《素履之往》《我纷纷的情欲》、《云雀叫了一整天》《文学回忆录》等多种著作。实际上，陈丹青与木心并非“在纽约地铁上偶然相遇”，而是相识于“纽约艺术学生联盟”——木心与钱培琛同在一个画室，两人私交甚好，钱培琛介绍他们认识。整理出版木心著作的同时，陈丹青也动笔写自己的文章，《纽约琐记》《音乐笔记》《退步集》《荒废集》《草草集》《笑谈大先生》等相继问世，陈丹青因此兼具了一个新身份——作家。对此，他很冷静，也很清醒，谦逊地说：“我写书，我出书，就是妄想建立一点点可疑的知名度，借此勾引大家有朝一日来读木心先生的书。”——依然是老“知情”的执拗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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