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依附农耕文明基础而来。其审美标准，也是人生遵循的标准，即与天地共在，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艺术的生命本质，也是在此基础上的自由、自在，同时，更要求艺术家心灵的自由自在。失去这块基石，中国艺术就无从谈及，也难以成就，尤其成大家。
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来都不缺“天才型”人物。艺术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像顾恺之、吴道子、梁楷、米芾、徐渭、八大、齐白石等这样的名字，信手捡来，举不胜举。也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中国艺术才得以立于世界之林，并独树一旗，源远流长。他们留下的那份遗产和荣耀，足以使我们作为后人，在面对其他优秀民族的艺术时，不至于自卑，不至于惶恐，甚至可以自傲。话往回说，“天才型”艺术家及其作品，我们又只能神灵般地敬畏，却不能模仿，也不可复制，更无法打造。他们只属于他们自己，其人格魅力和作品境界也无规律可寻。这样的作品往往有一种共性：不从事这个行当的人看了，觉得简单，模仿他是如此的容易，甚至感觉自己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弄出来；而真正懂行的人，则怎么也搞不来，甚至一下子不会弄了。
画家杨明义就是这种类型。接触过他的人都有同感，无论在生活上还是艺术上，他都感性、真诚、坦率，自由自在。作品也一样，散发出“天才型”艺术家的特质和共性。表面看上去似乎简单平淡，却有青藤八大白石般自然天趣，情真意切，而真正画画的人，又不一定画得来，更画不出，连模仿都风马牛不相及。
不过，对于杨明义这个人，相信大多数画画的人并不陌生。因为他出道早，顶级学府毕业，又远渡重洋，加之与吴冠中、赵无极、黄永玉、陈逸飞、陈丹青等大咖交流频繁，来往甚密，渊源特殊，是名副其实和他们有着相同命运和情怀的当代名家，其影响不仅仅在本土。
评价一个艺术家，我从来不是他作品的具体分析，那样显得小、窄，套路化，显得平庸化，片面性，自然也无法品评，以至于有悖品评初衷。好比为什么我们常驯服地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是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却从不知道她们确切的容貌和身材，也从不是选美大会的品头论足和逐项评分，真正获胜的是时代，是切合时代后面的精神需要。事实上，所有这样的美人，都要有她们背后的故事才行。故事远比容貌重要，更重要的是时代和人为的需要。她们当中除了出塞、漫天大雪里回望的王昭君，其哀伤简缩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君王，其他三人全伴随着某个强大王国的衰亡。她的定价，等同于整个国家，乃至于一个时代。再说了，艺术上，只停留在技巧里打转，沉湎于文辞技能，就流于表面了，应该是舒展生命，要专于道，精于道，知所先后才是正道。
对于“天才型”的艺术家的评价也要如此。天才艺术家及其作品，永远是独立的，不可重复，只能接受其启示，不可能追随。离我们最近的齐白石，就是典型案例。他自己就说“似我者死”，也是这个道理。伟大艺术家的作品，不一定有明显异样，似乎平易近人，似乎就是人世间那些平平常常的些人和事，似乎不是创作而来，乃天地间原本存在，上苍带到人间的。我们读《山海经》，读《诗经》，读《唐诗宋词》，读《红楼梦》，你能感觉那是在编故事吗？我们读《富春山居图》，读《清明上河图》，读《祭侄稿》，你会认为那是在运用什么技巧吗？天才艺术家就是这样，轻松自然，生机勃勃，只有小画家才费尽心机，画蛇添足。清代家具看上去丰富精致，却不精美；明代桌几案榻简单明快，从不精雕细琢，也没那些繁枝末节，却百看不厌，美不胜收。有人说，人才是学成的，怪才是绝招的，他们都太刻意，太注意突出自己的非同一般，因此，气量和境界便略显狭小低矮；只有天才大才，一切如静水深流，看似平和，实则深不可测，谁都可以下去一试，但一定会淹死其中。
再说了，研究一个艺术家，应先研究他的生平人手，否则也很难把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什么生存状态决定什么人，什么人画什么画，“火而有焰，文是人的精神之光”。这是规律。杨明义的特殊生平，决定了他特殊的人生状态，特殊的艺术态度和特殊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他特殊的艺术生命。
他出生苏州。苏州自古是风水宝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吴门画派”的发源地，典型的江南水乡。苏州也是江南文化之集大成者。“江南”又是中国最具特质和魅力的地区。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具备这种地理、历史和文化熔于一炉，呈现独特地方风情的区域。这片神奇的土地，滋育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学子的心灵与情怀。这里自然风光迷人，人文景观优美，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中国有古话说“得山水清气”，说“地杰人灵”。确实，穷山恶水长不出良木奇才，反容易造就“恶妇刁民”，乾隆皇帝就有这样的感言。平原上的树多杂乱，深山的树多高直，戈壁滩上长的全是骆驼草，热带地区的树虽高大，一遇大风暴雨就被连根拔起，西北有些地区甚至连草都长不出来，靠滴灌才有那份难能可贵的绿，就是这个道理。
实际上，人所做的一切，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只不过大多数人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迷信，其实很有道理。杨明义前半生的经历，决定了他作品的基调和走向；他不受约束，生心是活泼的、纯真的，所以，做人没什么顾虑；他后半生变化巨大，但并没有影响他的创作，相反倒提供了常人难以经历到的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精神历练；苏州绮丽的自然山水赋予他特殊气质，给他带来多彩的幻想；长期受压的生活积淀的沉忧隐痛，使他性格柔和又倔犟，敏感又宽仁；吴地生活的丰实，经见多，加之受尽艰辛，培养了“安忍静虑”的定力。这些都是成就他和他的艺术基础和要素。他早期作品《水乡节日》里，画了他大量的青少年生活情景。这是生活在那个环境中的产物，是亲身亲临，所以充分、真切，清纯。他对桥情有独钟，也是这种情形。在他的众多作品中，那些野性荒诞的东西少，自然的、文化积淀的东西多。再说了，杨明义不是个狠角色，也不是刻薄刁钻之人。他善良、温和、豪爽、直率，感受灵敏、内心丰富、隐忍静虑，这就保证了他作品的清性、净性和美性。只有善良而宽宏的艺术家，才能画出静净的作品来。他以温和的心境，尽量看取“人间和人性的真与善”，如《春之梦》和《雨中江南》，亲切、古朴、优美，让你心动，也让你心静。
当然，杰出艺术家各色各样，经历也各有不同。宋徽宗是皇帝，王维是贵族，徐渭受牢狱几次自杀，八大山人国破家亡，齐白石平民出生。但一般情况下，他们有两种极端：其一，受过磨难多的人，容易成大器，因为磨难多，人情炎凉就体验得多，而艺术要表现的就是这些东西。如屈原，如司马迁，如弘一法师。其二，经历大繁华与大败落，如李煜，如八大，如曹雪芹。胸中有悲痛、有郁情、有悲绪、有诉说、不吐不快、不画不行。艺术是情绪的宣泄，情感的喷发。虽然这些情感，有社会生活的和个体生命的，但结合到一起，画出来就是好画，写出来就是好诗好画好文章。任何艺术都有这种复杂情绪在里头，比如倪云林的“逸笔草草”写“胸中逸气”，八大山人的“墨点不多泪点多”，曹雪芹“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郑板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那不是凭空而来，一定有对象，一定是亲历。这一点谁都知道，却很难经历，也不一定有机会。好作品的产生，都是这种情绪综合交集的产物，传达的是社会情绪和个体生命情绪的统一。弘一法师的话，叫“悲欣交集”。现在有些人作品完全是为了发表，为艺术而艺术，甚至为了赚钱，升高，其源头就已偏离了，结局自然不言而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成就。
还有一点，古人早就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一种实践经验的积累，是一种体验，一种生命的体悟。古时候交通不便，出门很费劲，骑驴坐船动辄一两个月，甚至数月，一路风雨冰雪，费尽周折，不知吃喝投宿何处，有狼蛇虎豹，也有毛贼强盗，生命随时都有危险，千辛万苦。他们的体验，是生活环境的艰辛，是生命历程的煎熬，扎实到位，所以很必要，也很重要。巴尔扎克说得好，“持续不断地劳动是人生的铁律，也是艺术的铁律”。现在则不然，“行万里路”是高铁飞机，一两个小时就到了。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大体相当，连城市里的公共设施都是大同小异，吃喝又不愁，安全也有保障，哪怕行十万里百万里路，周游世界也无济于事，毫无体验可言。
中国古代文论家认为“诗穷而后工”，西方文艺理论家则认为愤怒出诗人。艺术家只有遭受挫折坎坷，才能创作出不朽佳作来。“文学趣味，以悲剧为最上乘”，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不朽的篇章，是眼泪洗礼，大艺术源于绝望，痛苦是艺术创作的上乘养料。上帝是公允的，一个方面为你关上一扇门，一定会在另一方面为你打开一扇窗。生活的不幸，往往是艺术的万幸。幸运中有不幸，不幸中有万幸。不仅如此，这种体悟，一定要是无意识的，一旦意识到了也就不是那回事了。人生往往是这样，当你看明白的时候，事情已经不是那回事了。
艺术有规律，一定要遵循；艺术是人性的反映，脱离人性，轻视规律，最后也会被抛弃。伟大的艺术作品，既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