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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其琛追思会现场/大公网记者唐川阁摄

为悼念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缅杯钱其琛的外交实践，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日前在京举行了钱其琛外交生涯追思会，多位与钱老一起工作过的资深外交官出席了此次追思会。

此次追思会分为回顾钱其琛外交生涯的一生经历，向钱其琛遗像默哀，结合与钱其琛共事的经历回顾钱其琛对中国外交做出的贡献三个方面。

钱其琛曾长期担任外交部长、主管外交的副总理，是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年5月9日，钱其琛因病在京去世，享年90岁。

“从基层做起他影响了我一生的政治轨道”

外交部前副部长、上合组织首任秘书长、前驻俄罗斯大使张德广在追思会上回忆说，钱其琛作为他的老领导，曾多年直接领导他做对外工作。他对钱外长印象最深的是70年代时，钱外长对他说的两句话。当时，张德广作为一个年轻人，刚调到钱其琛身边，钱其琛对他说：“你来了以后，先从办公室做起”。当时中苏政治关系紧张，只有办公室的人能经常出入使馆。我从办公室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买菜啊，买油买盐啊，找汽车零部件，到苏联外交部的外交人员服务局联系修理大楼啊，修门修窗修电梯都是我的事儿。从基层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这对我对俄罗斯社会的了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受益匪浅”！张德广对这一段经历概括说。

张德广（左）在回忆其与钱其琛的外交经历，右为郭崇立/大公网记者唐川阁摄

还有一句话对张德广受益终身，影响了张德广一生的政治轨道。当时，钱其琛作为驻苏联大使馆的参赞，对张德广说：“你要做好长期做苏联工作的准备，要作为一生的事业来做。”“正是这句话促使我坚持做俄罗斯工作几十年。这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张德广感叹说。

“临危受命”他为中俄友好蓄力

钱其琛对中美苏大三角关系非常重视，其高超的政治水平，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中尤为显现。

前驻欧盟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丁原洪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钱其琛接手中国外交工作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临危受命”。丁原洪认为，历届中央领导人都强调我国的外交人员要有战略头脑，钱其琛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表率。他非常注重研究全局形势，拿中俄两国关系来说，“中俄现在之所以保持着这么友好密切的国家关系，与钱外长任职以来，无论风云变化一直大力强调重视中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一句话决断，但生活中他又很民主

外交部前副部长、外交学院前院长、前驻埃及大使杨福昌与钱其琛一起共事多年，他在此次会议上通过两个侧面对钱其琛进行了追思。杨福昌表示，在工作上，钱其琛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政治性，“他抓住大问题不放松，一句话做决断，而对于小事、枝节，则忽略不计”。“有次我们起草了一个报告，报告有背景、各方面反映、前言等，最后谈到我们的对策建议。当时把稿子给钱其琛，他前面的章节全部忽略，只改最后的政策建议部分”。杨福昌说，“只有一个政治性很强，内心自有主张的人，才能进行果断的决策。”

杨福昌还提到，中以建交那段经历也是体现钱其琛政策性、政治性强的一个例子。当时正值马德里会议，“我当时对钱其琛说，现在应该是和以色列建交的好时机。因为阿拉伯人都和他们改善关系了，我们还和以色列没有建交不合适。钱其琛说可以考虑。后来钱其琛去联合国开会时发来电报，很简短的三条，其中有一条就是：可以和以色列建交了。”杨福昌说，“可以建交了，就一句话。这就是钱其琛的风格，在政治上把握决策非常果断，非常坚决”。着实让人敬佩。

另外，在生活中，钱其琛是一个作风民主、爱护体恤下级的好领导。90年代，杨福昌已年过60。“因为我对埃及熟悉，阿语也是强项，钱其琛就决定还是让我回到埃及。”杨福昌说，“提升副部长的人选，他都会征求大家的意见。”

杨福昌（左）与梅兆荣（右）出席了此次追思会/大公网记者唐川阁摄

中德转折，“这个小个子真厉害”

前驻德国大使、外交学会前会长梅兆荣也回忆，在德国准备和中国改善外交之际，钱其琛副总理作为首位国家领导人访德，面对德国人的发难和试探，钱其琛充分展现了他在外交方面的才能。当时德国对中国在外交态度方面一直摇摆不定，德国外交部长还耍了花招，“他在迎接钱其琛副总理的时候不让记者进去，坐下来会谈的时候才让记者拍照，这样拍不到钱副总理与德方握手的镜头。”而且当时在外交协会做演讲时，第一个向钱其琛副总理发难的就是前德国的驻华大使。他就人权问题向中方提出了尖锐的发问，并试图将人权问题与贸易问题挂钩。钱其琛当时回应说，贸易就是贸易，人权问题是另外一回事。回答非常坚决，这在当时德国社会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德方在中方临走前专门举办晚宴来欢送。梅兆荣说：“从这之后，中德关系转好，这次访问虽然斗争非常尖锐，但这是一个转折点。”德国外交部有关人员赞叹钱其琛说：“你们这个小个子真厉害”！

记忆中的“纸盒子”，他的廉洁奉公留下深刻印象

梅兆荣对钱其琛印象深刻之处，还有他的廉洁奉公。80年代，江泽民主席访问德国，钱其琛属于陪同人员，临结束的时候，钱其琛夫妇把没有用完的小费退回了。

前驻埃及、阿尔及利亚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安惠侯也表示,当时使馆在领导人访问期间有一个惯例，就是为每个代表团成员在房间里准备一些茶叶、饼干等，但每次访问结束后，钱其琛都会派秘书把他的那份退还给使馆。安惠侯回忆说，“有一次临离开前要上车，钱其琛夫妇说请大使去他们宿舍一下，结果是他们自己准备了一个纸盒子把那些东西退回给我们。这一次印象特别深刻。”

王嵎生（左）、夏道生（中）、安惠侯（右）在回忆与钱其琛的外交经历/大公网记者唐川阁摄

他的思想犀利得像激光一样

前中央外办副主任、外交史学会会长杜起文在此次追思会上表示，“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领导人，钱其琛的思想犀利得像激光一样，但他的说话方式一直是低调的、冷静的、不卑不亢的，他轻声说重话，提起来千斤重，放下来四两轻。”

外交学会前副会长、前驻约旦、阿联酋大使刘宝莱表示，钱其琛善于倾听，不讲过头话，有非凡的记忆力。他以身作则，对干部首先看优点，看进步，威信很高。

最后，追思会主持人前驻肯尼亚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特邀副理事长郭崇立表示，各位老前辈、老同志的发言令人深受感动。大家一致认为，钱其琛作为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继承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忠实地贯彻了中央的外交方针，为我国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外交遗产。钱其琛在外交实践中爱学习，重调研，沉着、敏锐、高效，在个人生活中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廉洁奉公，是我们外交人员学习的好榜样。

杜起文（左）与丁原洪（右）出席了此次追思会/大公网记者唐川阁摄

外交学会前副会长、前驻约旦、以色列大使陈永龙，外交学会前副会长、前驻摩洛哥大使程涛，前驻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吴长胜，中国前APEC高官、前驻哥伦比亚大使王嵎生，前驻土耳其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姚匡乙，前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杨云龙也出席了此次追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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