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一切都是昨天的延续。

在照相术发明之前，历史画的第一功能便是在视觉上记载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历史学家在社会里生活和工作，他们的职责一般只说明这些社会的思想，而不是纠正这些思想。”在照相机已普及、人人都可以当摄影记者的今天，历史画家的职责更加分明，即在于用绘画的手段，用艺术形象来描绘历史事实和说明其真相，帮助人们恢复和加深对民族历史的记忆。

上海举行的《视觉记忆——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历史画创作研究中心作品展》，其中展出的《泪水洒满丰收田》、《梦境——正义路一号》、《尘埃》组画、《车桥之役》、《红旗永在》、《宋庆龄》、《年福特T型车》等几十幅油画作品，从各种不同的侧面、用各种不同的理念和艺术手法，描绘了从古到今的中国史实和场景，给人留下一种强烈的历史震撼，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视觉记忆。

这些作品告诉世人：今天的一切是昨天历史的延续。历史可以使人明智。历史可以为当代人提供借鉴。历史可以增强一个人的民族自豪感，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历史画不是历史教科书的翻版，但可以取得比历史教科书更为动人的效果。明乎此，历史画家在创作历史画时，必须对历史负责，必须注重历史真实。失去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则失去了历史画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就不可能成为一幅难得的佳作。

陈丹青当时在农村插队，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和几位艺术学院的师生同去西藏。他们9月9日在广播里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之后连日参加藏汉民族的追悼活动。领导希望陈丹青创作一幅油画，以歌颂领袖、哀悼救星的主题。九月正是丰收季节，他目击藏民在青稞田里一张张痛哭的脸，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画家一口气绘制15天，以《泪水洒满丰收田》为题，完成了这幅充满真情实感、悲壮激越的历史画，藏民悼念毛主席去世，痛哭流涕，其情哀哀。

不料，这幅画送年全国美展时，初选即出局。有个领导说，农民形象画得太丑太黑太难看了。这位领导对历史画的真实性显然不懂。难道要把藏民描绘得衣着光鲜，皮肤白嫩，像藏族歌舞演员模样，画面才好看吗?藏民穿着的旧和穷，正是当时当地历史真实的写照。幸而当时有在场的老画家亚明先生据理力争，这幅油画才得以勉强通过并传承下来，成为陈丹青的出世之名作。这也为历史画必须忠实于历史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陈丹青：我画《泪水洒满丰收田》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举办历史画大展，使我回想起一件难忘的往事。

年，南京艺术学院国画系毕业生黄素宁志愿赴藏，不久，代表自治区美术机构来宁商借学院老师陈德曦、毕业生王孟奇，还有仍在农村插队的我，同去西藏，协助当地画家进行革命创作。我们9月1日抵达，9月9日在广播里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之后连日参加藏汉民族追悼活动，目击哭泣的人群。那是“文革”最后一年，所有创作仍然，而且必须遵循当时的创作的模式。

我喜欢画悲剧，可是怎么也想不出怎样安顿追悼的画面。黄素宁给我出了个点子，说九月正是丰收季节，画藏胞在青稞田痛哭，歌颂领袖、哀悼救星的主题，这样一来，得以两全。我很开心，于是画了这幅画。当时的画室是在布达拉宫边工人文化宫一间空房里。按照“文革”的“规矩”，一个无业知青是不可以擅自创作的，西藏之行，给了我一张官方的许可证，我得以弄成一幅大油画，所以当麻布绷了起来，我可乐坏了——绘制十五天，我满脑子是追悼会上人们一张张痛哭的脸，还有我当时能够看到的苏联画家的作品，包括苏里科夫和列宾的画面。

画作完成后，我想不出题目，一位前来视察的自治区宣传部干部当场提议叫做《泪水洒满丰收田》，我也接受了这个题目。当年年底，黄素宁代表政府送这幅画去参选年全国美展，获准展出。过了二十年后，长辈告诉我，这幅画初选即出局，有的领导说，农民形象画得太丑太黑太难看了。可是，在场的老画家亚明先生据理力争说：他的弟弟曾经援藏，藏胞就是这付模样的。于是，《泪水洒满丰收田》得以勉强通过。

但是，在展出后，这幅画被退回西藏。年我已是中央美院研究生，便再度去拉萨画毕业创作，画了一组《西藏组画》油画，在全国有了很大的影响。此时，我想看看四年前的旧作，他们从仓库里提出来给我看。我说你们还要这幅画吗？回答是：拿走吧。我就将画布卸下，像个草席般卷起来，带回上海，后来搁在南京岳父家床底下十余年，没有再去碰它。一直到年，我在纽约又创作大画，想起《泪水洒满丰收田》，就请黄素宁（她已成了我的妻子）回到南京，再把它背来纽约，像一捆草席拿来了。

年，纽约哥根海姆现代美术馆举办当代中国绘画展，要求我把这幅画拿去展出。这些年，许多拍卖行都希望我拿出这幅画上拍，我没有同意。因为毛主席去世，我只画了这样一幅作品，留下了一个珍贵的难忘的记忆。

这样真挚的感情，即使现在再画，也很难强烈地表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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