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海“右派分子”之子
陈丹青的经历,和经过文革有成就的人差不多。
他的祖籍在广东台山,年的时候生在上海。才4岁时,父亲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不过,这个时候他的生活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直到“文革”:从年开始,陈丹青开始学油画——白天画毛主席像,夜里临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不过,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也终于扫到了小丹青的家。家里的书籍、画册被一扫而光:“我记得那些临摹米开朗琪罗的男裸体纸片,抄家时被抄走了,有趣的是,我不觉得画毛主席像和临摹裸体画有什么冲突,上海人那时似乎坦然过着双重生活。”
家里的很多东西没有了,不过思想通达的父亲却劝陈丹青说:“别难过,没有画册临摹,到公园、马路去画。”
一次,接受改造的父亲打扫卫生时,在垃圾箱拾到一张扑克牌,背面是彩色浓重的油画,这是俄国画家的一幅作品——《意大利姑娘》。父亲拿回家送给了陈丹青,陈丹青花了几个星期的临摹,竟也画得栩栩如生。
“红卫兵抄家,反而把以前很难见着的外国小说、画报、画册,给散到社会上来了,我们读民国时期翻译作品,英美法俄的古典文学,听古典音乐,当时流行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我看不懂,不过里面有美术史的黑白图片,我可半懂半不懂的看着。”说起当时的日子,陈丹青还自得其乐的这么回忆着,那段日子,艰难中也有快乐。
一个窜来窜去的单纯知青
很快,陈丹青就在年到了江西宁都插队。白天,和农民一起劳作,晚上或阴雨天,一有空隙,便掏出随身带着的抄本,把山村中的人物山川一笔笔记入他的抄本。
回想起当时的生活,陈丹青觉得很有“意思”:那时没电话,都骑自行车找来找去,对方不在家,就等着,聚集起一堆人就臭聊,互相传看最近的画:“我现在还怀念那种生活,特别单纯,没有诱惑。没人知道画能卖钱。我们最最兴奋的就是技巧。”
“文革”中的陈丹青并不安分,年:北京办了个美展,他向家里要了40块钱,从江西混票到上海,然后换火车到北京看全国美展。在他看来,第一次上北京就像后来到纽约、到巴黎,而走进中国美术馆就像走进卢浮宫,一泡一整天,赖在几幅画前,沉迷不知归时。
高手总有闪光的一天,当了几年知青之后,他的艺术天分也显露了出来,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他得到了到江西省文化工作室暂时“帮忙”的机会。
好运似乎一下子挡不住了,有一天,一个爱好油画的外宾来江西参观,被陈丹青的油画迷住了,竟称这个小伙子是他的老师,还要请陈丹青给他画肖像。
陈丹青不敢怠慢,请示了上级。因是外宾,上级只好答应,只是有个规定:不准主动问话,画时尽量快些。丹青照办。
人们也许以为荣誉与幸福即将降临到丹青身上,可是等待他的是,送走外宾的第二天,一个没有原因的通知发给了他,回去吧,这里不要你了。
一个求学北京的愤青
后来的陈丹青,甚至在南京的一个骨灰盒厂干过一段时间,不过,他同时依然还在磨练着自己绘画的触觉。
年6月,中央美术学院恢复招考研究生了。不少朋友都劝陈丹青去试试。这个没有上过中学、大学,全是自学的小伙子,以一个美术爱好者的资历,走上了考场。
不久之后,成绩下来了。陈丹青的专业考试和论文都受到中央美术学院老师的高度赏识,而外语,则是个零蛋。幸好,当时这门外语只是一个参考成绩,不做具体要求。就这样,一份通知书寄到了陈丹青的手中,他被录取了。
当陈丹青接到通知书的时候,小伙子居然失声痛哭。后来人们问起当时的感受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我突然觉得天开了一条缝。”
来到北京,陈丹青上了靳尚谊的第一堂课。大家都等着靳先生讲点什么,突然靳先生伸出右手掌,一句一句道:“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一句话,似乎没有理论,但对于陈丹青却有醍醐贯顶的意味。接下来的两年研究生生活,他把全副精力倾注于油画笔上,在毕业的时刻,他交出了一份最好的作业——“西藏组画”。这七幅画,与罗中立的《父亲》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
评论当时的日子,陈丹青用了两个称呼:学生,愤青。学生自不必说,而对于愤青,他这么解释道:“我在北京上学时,但凡见到海外来访的华侨或所谓‘美籍华人’,他们远远出现在走廊,我就讨厌,掉头走开。”
也许真是岁月弄人,这位极讨厌“美籍华人”在研究生毕业两年后,也飞到了大洋彼岸,一去十八年。远望静观陈丹青
陈丹青在人们传统的印象里,是一位艺术家的代表形象。他具备很强的写实功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曾以油画《西藏组画》一举成名,为改革开放之初的画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那年代,算得上年轻有为的人物。
他的事迹曾被当成鼓励画家勤奋创作的素材:据说中央美院的学生下乡到江西某个偏僻的小山村,发现一间小屋里堆满大包大包的速写稿,原来这是丹青大哥插过队的地方。正当他的事业大红大紫之时,他去了美国,用他现在的话说是“洋插队”,一去就是18年,其间有消息说他在给画廊画商品画,也有人说他在搞观念艺术,国内一些杂志也偶尔登过他的作品,似乎看不大出眉目。我初见这位传说中的“偶像艺术家”,是两三年前,他回国间隙在中国美院作讲座。学生们的问题很直接:“陈先生,您在美国混得怎么样,美国艺术界是什么情况?”他回答说美国艺术界是一片森林,每个人是一棵树,各有各的生态环境。还有人问:“艺术还有什么用,人还有灵魂吗?”他说人没有灵魂,但是艺术还有。他于是举了许多美国观念艺术的例子。看来,在美国他大开眼界,写实主义的脑子被丰富了不少。远远看过去,他穿一件中式对襟衫,态度平和。
再见陈丹青,他已近在咫尺,是清华美院的一名教授。一些媒体的记者等在清华一间简单的咖啡馆里,准备采访他。他刚刚下课走进屋来,着一件过膝的黑色呢外套,同样质色的软帽,除去外衣,是一件蓝色对襟的中式衫。他的装束引发了人们的兴趣,他说他穿这样的衣服好几年了,无论去买菜还是去参加聚会,都合适。
关于它,有过一段幽默的对话:
“消极”装束的陈丹青
问:您穿这样的衣服,好像有点消极?
答:好啊,如果别人看到我消极,变得积极一点该多好。
问:我就挺积极。
答:太好了!如果我的消极能显得你更积极,那有多好。
有点“唯美”的陈丹青
记者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回国后发现国内有什么变化?陈丹青说:“现在的人不像我们那会儿那么傻了,成天为某种艺术主张或观念呐喊助威,现在的观念更开放、自由,各种声音也互相消解了。人们都谈买房、买车,谈艺术的时间没有了。”
言谈中似乎有点遗憾。陈丹青有过一个画室,是老房子,在荷花巷里面,拆没了,他蹲在瓦砾间抽了两棵烟,算是凭吊吧。他说:“最糟的就是大规模扼杀景观。”
他最感动的是年第一次回国,坐火车到北京,天刚亮就起来看华北平原,看到一群农民出工了,在田埂上扭头看火车,后面太阳升起来,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学者型的陈丹青
陈丹青说他出国的目的是想看原作,看了他写的《回顾展的回顾》,才发现他说的真是一句大实话。他酷爱看展览,还认真写笔记,记述的五六十个重要展览,感受真切,引人入胜。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是纽约美术馆的资深免费导游,业务之一是当朋友为内急所逼,他知道馆内各厕所的方位。通过这五六十篇精彩文章,我们不仅相信他饿肚子的时候也在看展览,还相信他是一位学者型的严肃艺术家。
有点“粗腔”的陈丹青
与陈丹青交谈,发现他说话的时候,偶尔在句字里搀几个粗字,与他文雅的文字风格有点不同。
迷恋古典艺术的陈丹青
在他的新书《纽约琐记》里,有一段文字回答了一个他常被人问和自问的问题“我为何固执地迷恋古典艺术?”——“南北向的街道洒满阳光,照着一前一后两匹骏马的好身段,那遍体鬃毛光影流窜,好不华丽,俨然王侯出行,路上行人纷纷观望……”“噫!我凝望骏马的一路,街头所有的车辆都没看见,都失色了……满街车辆好比现代艺术,骏马像古典艺术。”
陈丹青,有过昔日的辉煌,海外飘泊的十八年,又增添了许多生活的磨砺,在他身上,不乏做人的机智和幽默,依然不变的是他理想主义的色彩。因而许多人仍在一厢情愿地期待:希望他能再塑一个艺术家的完美人生。
学生眼中的陈丹青
对学生鼓励多批评少
崔国泰(自由画家,陈丹青年招收的访问学者)
尽管是陈丹青的学生,但我几乎从不叫“陈老师”,一般都是直呼其名“丹青”,这样显得亲切,他也很乐意我们这样叫他。
如果正经八百地叫他“陈老师”,反而会让他感到有些距离,他甚至都不愿意搭理你。比如说一起去洗桑拿、搓澡什么的,喊他陈老师,呵呵,不就别扭了么(大笑)。现在叫“丹青”都叫习惯了,朋友了嘛。
陈丹青年第一次招博士的时候,我就报考了,有20多人参与竞争,谁知道最后专业绘画通过的5个人,英语都没有通过。不得已,校方妥协让我们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上博士生的课程。就这样,我们5个在陈丹青的门下呆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大家也还是没能通过英语考试,就作鸟兽散了。
不过,像我们这种体制外的画家,如果说自己是博士,估计都有人拿砖头砸你。
陈丹青刚回国那阵,特别好奇。可能是出国太久的缘故,什么都觉得稀罕,整天拿个DV,什么都拍,大街上骑自行车的人啦,路边吃饭的人啦,等等。后来,在清华呆久了,可能是对这个环境已经习惯了,也就不再见什么拍什么了。
陈丹青不仅文章一流、绘画感一流,而且眼界也是一流的。他对事物特别敏感,审美能力很强,一眼就能看出你的问题所在,这或许是他在纽约这个艺术之都呆久了眼界开阔的缘故。他曾经给我们说,到纽约那些博物馆里面看到那些大师的作品,自己都被吓住了,常常惊叹:这些画是怎么画出来的啊!
作为一个老师,我觉得陈丹青与别的老先生不同的是对学生鼓励多,批评指正少。他不是一下子把你打倒,而多是鼓励。他看你的画,用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大都是在找优点。这对于我们搞艺术的人来说尤为重要。你想想,如此身份的前辈一下子从我们的画中找出那么多优点,这信心不一下就足了么?
生活中的陈丹青是很随意的。一起吃饭、喝酒、聊天,什么都谈,海阔天空。他酒量不大,但是很能说。
一提起艺术,神情立即严肃
杨一江(云南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陈丹青届博士)
陈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他平时也不爱讲什么笑话、典故之类的,但生活中你看到、听到的事情,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是让你觉得好玩,很放松!
记得当时我博士入学考试考完之后,也没抱多大希望,心想如果能有一个访问学者的名分也就行了,想见见陈老师。之前,看到他在上海《艺术世界》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对我作品的评论。没想到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看到文章了吧?”大家仿佛心有灵犀,气氛一下子就轻松起来,距离拉近了不少。
有时候,我又觉得陈老师像是一个小学生,什么都想学,什么都在学。很多时候,他总能联系到问题的普遍性。比如说,他的油画画得已经非常好了,但他总以为自己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看到别人优秀的作品常常感叹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画出来的。他手很勤,周末的时候常常在画画。
在具体的业务上,陈老师对我们指导得很具体,表达得也很生动,点得很准,但一般表扬居多,有时我会想,他是否表扬得太多了啊?(笑)
不过,这样一来,他的鼓励就化为了我们的勇气,所以我们画得都很自由。在清华陈老师门下3年,当时不觉得,出来才发现自己变化很大。
生活上,陈老师也很随意,常常和我们一起在食堂吃饭,自己也煮点毛豆什么的拿到班上,说:“来,大家赏脸!”于是,大伙一起吃,感觉很随和。但是,无论什么环境和氛围,只要一提起绘画、艺术,他的神情立即就严肃起来,似乎那是他的信仰和生命的一部分。
陈老师人很正直,在画室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就劝他,没有必要发那么大脾气,这是体制的问题,但他不听。我们觉得,他是发自内心地爱这个国家的,爱得愈深,要求愈高。
辞职之前,他也征求过我们学生的意见,我们都劝他不要辞。这样对清华不好,而且他不辞,我们师兄弟也可能会多一些。但他还是迈出了这一步。他去送辞职信的时候,我们都在场,很遗憾。
大师都这样说我啊
翁云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师,陈丹青年指导的访问学者)
说一个人比较难,说陈老师这样的人更难。
同门师兄弟中,很多人都直呼其名地喊陈老师“丹青”,但我还是坚持叫“陈老师”,虽然和他关系非常好,但在我眼中,他永远都是我的老师,要不停地向他汇报工作、思想。
我认识陈老师很早,在年,那大概是他第一次回国,通过朋友的引荐,我见到了陈老师。当时我心里觉得特别忐忑,说话都带着颤音。当时我虽然很喜欢画画,但不自信,也不喜欢自己的画,所以很少画。见了面,仔细看了我的画后,陈老师说:“你画得很正。”这让我感到很兴奋——大师都这样说我啊!
后来陈老师告诉我,我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人特别老实,颤巍巍地从怀中掏出自己画的形象特滑稽。
再后来我们就常常联系了,主要是通过书信,而且是陈老师写给我居多。陈老师的每封信都平平谈谈,有种家书般的亲切和唠叨,但是读后却让人热血沸腾。
陈老师喝酒不行,但高兴的时候烟抽得厉害,而且是换着牌子抽,回国的时候是大前门,后来牌子就逐渐杂了。对吃,陈老师不讲究,几个人在客厅聊天的时候,他会冷不丁从厨房端出一盘熟菜来大嚼。你守在他家附近超市的门口,准会发现他拎着馒头、熟食什么的出来。他爱买东西,很会花钱,填满空间的能力很强。刚从国外回清华那会儿,屋内空空荡荡,短短几年时间,全被他买的东西塞满了,到后来,你就得踮着脚进他的房间了。
陈老师经常和我们一起到农村兜风。在农户家中,陈老师明显要比我们“适应”得多。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对劳动者非常尊重,这种尊重和普通意义上的客气不同,他所表现出来的尊重是发自肺腑的诚恳。
陈老师说他喜欢我的画,而且评价也比较高,鼓励的时候比较多。所以我就怕见他,觉得每次见他不给他看一些东西,不向他汇报些什么,心理上就过不去,这是一种压力,这个压力督促我不断地前行。
学生比学校更重要
付泓(北京理工大学讲师,陈丹青届博士)
陈丹青老师辞职的事,早就和我们讲过了。同时,他也说过,只要在岗位上呆一天,就要认真地干好这一天。
跟着陈老师一起学习了3年,给我们的深刻印象就是他很尊重学生,认为学生比学校更重要,“年轻学生就是一条生命”,他常说你们可以尊重我,但不要把我当老师。因此,他和学生的关系也就像是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
他常常问我们有什么计划、想法,很多话说完后,他也会加上句“你看怎么样?”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他有个什么好的东西都会让我们来共同欣赏,所以我们师生之间相处得很融洽,可以说真的达到了亦师亦友的地步吧。
可能是在国外呆久了,陈老师不爱麻烦别人。一次,几个学生去他家玩,他让我们帮他把一个桌子挪动了一下位置,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哪知道他竟然很当回事,一定要请大伙吃午饭。
回国几年,陈老师不常画画,有人说陈老师无法超越自己了,其实不是。在纽约多年,现在的陈丹青肯定超越了当年的陈丹青,但是,他无法超越当年《西藏组画》的影响,这不是画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环境的问题。
一句话,时代不同了。
来源:北京青年报/南方人物周刊
转自:国际在线时间: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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