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教育搞坏脑子的中国人

作者: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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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年2月8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中国知名作家、学者、教育家。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作品。

我既然是一个教书匠,就来说说中国教育的问题。

几年前,在北京《经济观察报》的一个论坛上,当时有一位演讲嘉宾是教育家杨东平,我说请问杨先生,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

他想了半天说,教育吧。

我说为什么?

他说足球没有希望也就算了,教育不能没有希望。

问题是,我们要考虑的是中国教育是不是大幅度、大面积地提高了我们整个国民的素质。而现在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中国教育整个把人脑子搞坏了。

中国教育和中国文化的问题一样,是弱智化。

搞坏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教育评价目标就是“成王败寇”四个字,就是你如果得了诺贝尔奖就是好,没有得奖或者奥数没有得奖就不行。

就是一成王败寇,急功近利,见利忘义,忘掉了教育的根本目的。

这种成王败寇的评价标准的结果是不把学生当人,望子成龙,望子成材,望子成器。

龙是什么?

怪兽。

材是什么?

木头。

器是什么?

东西。

就是你要成怪兽,你要成木头,你要成东西,就是不要成人。

现在口口声声以人为本,最应该以人为本的应该是教育,可是在中国,最应该以人为本的领域最不把人当人。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孩子过的什么日子。

有一家媒体报道说,夫妻两个白天平时工作比较忙,到了国庆长假,孩子问爸爸妈妈能不能花一天时间陪我到游乐园玩一下。

夫妻两个开了一夜的“遵义会议”,最后咬紧牙关,下定决心,拿出一天时间陪孩子上回游乐园。

做了第一个游戏,孩子挺高兴。

妈妈就问,好玩吗?

好玩。

那回去就可以写篇作文了吧。

孩子当场脸就拉下来,然后垂头丧气去做第二个游戏。

做完第二个游戏妈妈又过来了,问,第二个游戏好玩吗?

好玩。

那你可以写一篇精彩的作文了吧。

孩子说,妈妈我不玩了。

一天玩的时间都不给孩子,就盯他的作文,口号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那我想请问:人生的终点线在哪儿?

殡仪馆。

所以从上到下,从教育行政部门到家长,全都是望子成龙。

所以现在我旗帜鲜明地提出来,我反对励志,反对培优,反对成功学,反对望子成龙。

我的口号就是今天的主题,望子成人。

什么人?

真正的人。

有标准吗?

有,八个字,第一真实,第二善良,第三健康,第四快乐。

首先说真实。

有人说不可能。

这年头你还能全说真话,不说假话。

我说能,因为我的真实标准是不说假话。

有人说,那你说的全部是真话?

我说是。

他说那不可能,说真话要倒霉的。

我说很简单,你觉得这个真话说出来要倒霉的话,你可以不说。

康德说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是他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

因此真实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你觉得这个真实是不可以说的,你就不说,然后假话你也不说,剩下的全都是真话,这就是真实。

第二是善良。

善良不是说要你到街头去做什么义工,或者学雷锋的那天去扶老太太过街。

善良的底线是恻隐之心。

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之心,不忍心人家受到无辜的伤害,包括对小动物。

所以不但不能行凶杀人,也不能虐待小动物。

我们要在法律上保证公民的恻隐之心不受伤害。

第三是健康。

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而心理的健康比身体的健康更重要。

第四个就是快乐。

快乐是非常重要的。

在孔夫子那里,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仁,做事的最高境界是权(权衡),治学的最高境界是乐。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快乐是最高的境界。

其实人很简单,成功不成功,是否出人头地,是否光宗耀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快乐。

(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最后是快乐。

比方说现在为什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要去考公务员呢?

我非常同情大学生毕业以后挤破脑袋去考公务员,虽然我不赞成,但是我非常理解非常同情,他缺乏的是安全感。

有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就这样对记者说的,我也不想考公务员,但是我爸我妈让我考。

我爸我妈说,孩子,你要考上公务员,咱在村里就不受欺负了。

他要的就是一个安全感。

所以我们的社会应该给每个公民提供足够的安全感,让每个公民有足够的尊严,不管他从事哪个职业,不管他在哪个岗位上,他都是一个安全的、有尊严的人,这样他才能快乐。

这就是我对中国教育的希望。

我希望中国教育能让我们每个孩子,中国改革、中国社会能够让我们每个中国公民都成为真正真实的人,善良的人,健康的人,快乐的人,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我觉得,中国历史上学术最繁荣的时代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期,而学术繁荣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自由的空间、宽容的精神和真诚的愿望。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

因为当时的士人很自由,当局也很宽容。

士人,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吧,周游列国,朝秦暮楚,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各国的君主、诸侯、大夫,也很大度,没有谁一言不合,就拎起刀来杀人。

他们顶多也就是不听你的,然后客客气气把你打发走,这才出现了百家争鸣,才涌现了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风气,学者之间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发展为人身攻击,学生分成两个阵营,然后互相整对方的学生,比如说你的学生来我这里答辩,我就不让你过。

因为看不下去这种现象,我和厦门大学的杨春时教授曾经搞过一个教学实验。

就是在课堂上,我们两个人针对实践性美学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争得很厉害,让研究生们在一旁听。

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们明白,我们俩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

在我看来,自从教育部对高校进行所谓的教学改革,也就是采取量化管理之后,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教学质量就不断下滑。

陈丹青先生在谈起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而我更同意李零先生的看法,那就是量化管理把高校变成了养鸡场。

在这个鸡场里,老师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了。

规定从讲师变成副教授,你要生多少个蛋;

从副教授升成教授,又要生多少个蛋。

还规定这几个蛋要生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

我建议大学的事情就该让校长管。像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南京大学的曲钦岳,都是我最欣赏的、深深敬佩的校长。

当下,不少人都在讲,泱泱大国,居然没有一个科学家获诺贝尔奖,岂非说明教育失败?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其实并不差,我们完全不必有杞人之忧。

该忧虑的反倒是:真到有人获得诺奖的那天,中国教育的批评者,会不会一夜之间变成礼赞者?

把能不能得奖看作成败的标准,恰恰证明中国教育出了严重的问题。

脑子被搞坏的表现之一,是不但不会分析问题,甚至也不会提出问题,包括不会反问、批驳、质疑。

不会辩论,是因为不会思考。

不会思考,则是因为我们的学校,从来就不教这个。

学校里教的,是正确的标准答案,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怀疑批判是不允许的,分析和实证则是不训练的。

至少,文科的课堂里没有,老师们也不会。

文科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全靠中学时代平面几何打下的底子,还得当时就喜欢这门课才行。

甚至就连理科的课堂,也往往只有科学手段(技术和技巧),没有科学方法,更没有科学精神。

什么是科学精神?

我以为,就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是这四种精神之总和。

缺乏这个,结果是谁都不会独立思考,每个人都丧失了自我。

自我的丧失,必然伴随着道德的沦丧。

因为真正的道德,必须也只能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

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怎么可能爱别人、爱社会、爱国家?

受教育者丧失了自我,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丢掉了根本。

今日之中国,学校是工厂,院系是库房,班级是车间,学生则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齿轮和螺丝钉,只不过有的镀金,有的镀铜,有的压了塑料膜。

但指导思想和生产模式,则是一样的。

目标,是“望子成龙”;

标准,是“成王败寇”;

方法,是“死记硬背”;

手段,是“不断施压”,

还美其名曰“压力即动力”。

至于孩子们是否真实,是否善良,是否健康,是否快乐,没有人去想。

必须改正。

怎么改?

回到根本,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让每个人都成为“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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