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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有一批龙山文化和商代古玉，常见雕刻或刻画有鹰鸟纹和人首（神面）纹，它们实际上是一组神话图像，即

表现商祖卵生神话，也称玄鸟神话。鹰鸟即玄鸟，人首则是商祖帝喾、商契或帝喾二妃之简狄、建疵。在一个史前文化

体内，图像神话与口传神话和仪式神话一道，在族群相关活动中平行地使用，共同表达该族群对始祖起源的理解和

观念。

关键词：鹰伴人首；鹰攫人首；喾契神话；龙山文化；商代

在中外博物馆和收藏机构，收藏有一批雕刻或刻画鹰鸟纹和人首（神面）纹的玉佩和有刃玉器，它们以传世品为主，也有少量发掘品。关于这批玉器的文化属性、时代和功能等，中外学者多有研究。其文化属性，学者们绝大多数认可

它们属山东龙山文化遗物，少量进入商代。因此这批玉器的时代便也因文化属性的确定而定为公元前年―前年，即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1]至于它们的功能内涵，则说法不一，巫鸿认为是东夷鸟图腾且已从图腾神向人格神过渡，其中有些还体现了以人头祭神的伐祭现象，[2]进而认为可与

传说中的东方天帝太皞、少皞及神鸟句芒联系起来。[3]李学勤认为那三件所谓“鹰攫人首”玉佩中的“人首”，不是斩获的人头，且从人面的表情和装束看，不是敌俘一类，因此否定了所谓伐祭说，推断鹰和人首结合在一起，或许就是用以表现所崇拜的神或先人的勇猛精神。[4]刘敦愿认为雄鹰与人头的组合，可能是征服强敌战绩的纪实，或是诅咒敌人，祈祷战事取得胜利的一种巫术行为。[5]孙机认为这些玉器中的立鹰代表了东夷始祖神少昊挚。[6]邓淑苹则认为这些玉器是通神的礼器，其上的鹰纹，是氏族的图腾神，东夷族群的男祖先——帝与少昊，是“鹰身人面”的苟芒神[7]等等，其中有刃玉器上与鸟纹相对应的神面纹，当是蚩尤。[8]潘守永认为这些鹰伴人首纹饰是龙山文化的一种神像模式，其中鹰是神鹰，人是神人等等。[9]这些观点给了笔者诸多启发，又因笔者近期正在探讨商代祖先“喾”“卨（禼、契）”及“商”字的构形所隐含的神话内涵，由此梳理出了商祖喾、契的一些神话和此前未被学术界讨论过的有关他们的神格问题，[10]发现这批刻有鹰鸟和人首（神面纹）的龙山文化古玉，与商祖喾、契神话有某种若合符契的关联，从而对这批玉器的功能内涵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尝试在此提出并予以论证，以就教于方家。

这批刻有鹰鸟纹和人首（神面）纹的古玉，学者们曾用过“鹰攫人首”“鹰和人首”“鹰人合体”等概念来表达，“鹰攫人首”随着学者们认识到鹰和人首之间没有攫取的关系而被否定，另两个概念笔者认为也不够准确传神，因此取了“鹰伴人首”这个新词，它能表达出鹰与人首的相伴和相关性。在这批古玉中，还有一些是纯鹰纹（但有的在鹰腹或双翅间刻神面纹）或纯人首（也有的在辅助纹饰中刻有鹰纹）造型，因玉器造型、风格、纹饰等方面的相似性，被视为同一文化属性遗物，因此在本文中一并讨论。

一、古玉上的“鹰伴人首”造型

分类及其时代这批雕刻或刻画有鹰鸟纹和人首（神面）纹的玉器，根据器型与纹饰的不同组合，可分为四类，分别是第一类：鹰伴人首玉佩，共5件；第二类：鹰伴人首玉锛（圭），共8件；第三类：玉鹰，共11件；第四类：神面纹玉锛和玉佩，共7件。下面按类做介绍。

第一类：鹰伴人首玉佩。分A、B两型。A型有3件，分别为A1、A2、A3。B型有2件，分别称B1、B2。下面作具体介绍。

A1，鹰伴双人首玉佩（图1-1A、图1-1B），故宫博物院藏。高9.1、宽5.2、厚0.9厘米，玉色青黄，有大面积的褐色沁，并带有白色水沁。李学勤先生描述为“色栗黄而有棕褐色斑，通体雕镂工细，华丽而造型奇异，……珮上的花纹，有些地方用琢成的凸线勾勒，有些地方则用透雕的手法。其上部是一只大鸟，作从正面看的形象。看鸟的钩喙和雄健的爪翼，应该是猛禽类的鹰。鹰的姿态是昂首展

翅，头的两侧有枝叶形镂空花纹，作为装饰。珮的下部是一对面朝外侧的人首，是从侧面看的形象。其顶上有束发的箍，长发向后方披垂，脑后有镂空的纹饰”。[11]李先生的描述准确形象，尤其是对鸟为鹰的判断和对人首装束的描述。笔者只需直接引用过来。

A2，大小鹰伴单人首玉佩（图1-2），上海博物馆藏。高10.2、宽4.9厘米，片雕，色泽与故宫那件接近。佩的上部是一只大鹰，钩喙，昂首张翼，整体呈侧面形象。鹰爪下面，有一个小人首，侧面像，面貌、发型都与故宫佩相同。大鹰的胸前头后，都有美丽的枝叶形镂空纹饰，在头后纹饰外侧，有一只侧视的小鹰，形态与大鹰相同，方向相反。[12]

A3，鹰伴人首祭坛形玉佩（图1-3），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形制较小，高6.8、宽4.7厘米，玉佩严重受沁，色泽近白，通体透雕。表现为一只鸟站立在一个华美的祭坛上，鸟身呈正面，头略侧，该鸟有强健有力的尖喙、勾爪和展开的双翼，明确无误地表明这是一只鹰鸟的形象。[13]鹰鸟下方中央有一个作正视的人首，面目较为模糊，其头顶的介字形冠较为清晰。人首之下是透雕的华美祭坛。鹰伴人首、祭坛各约占玉佩上下一半的尺寸。

B1，鹰伴人首玉觹（图2-1），美国纽约欧内斯特·埃里克森收藏。玉觹下部尖首弯曲而光素，是实用部分，上部刻一钩喙尖爪的鹰鸟，鹰首后转，冠毛为华丽的透雕，几条平行的勾线勾划出鸟翼，鹰爪则紧踏在人首上。[15]

B2，鹰伴人首玉佩（图2-2、2-3），上海博物馆藏。先后著录于年版的《上海博物馆》图录和年版的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中国古代玉器》中。高6.2、宽3.6、厚3厘米，呈黄绿色，间有赭红沁。圆雕，中空，玉佩正面是一神面，戴介字形冠，长方脸，梭形眼，蒜头鼻，两耳有珥，张口露齿，两侧獠牙上弯。长项。玉佩反面剔地浮雕一鹰，作正面立态，大体与上述玉佩上正立的鹰形象相同。[16]

第二类：鹰伴人首玉锛（圭）。整器呈长条形，一端有

刃，有称玉锛，也有称玉圭，这里通称玉锛。在锛的两面，各刻有一鹰鸟一人首（神面、饕餮），鹰鸟腹部，均刻有或较为具象或较为简化的缩小版神面纹。另有三件锛在两面各刻一人首（神面），刻纹风格虽与其他玉锛相同，属同一文化属性，但不属鹰伴人首系列，故放到第四类。本类分C、D两型，C型有2件，为C1、C2，D型有6件，为D1-D6。C型与D型玉锛最大的不同就在神面上，C型神面有华美的羽翎，而D型没有。下面分别介绍。

C1，鹰伴人首（神面纹）玉锛（图3-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属清宫旧藏。长30.5、刃端宽7.2、柄端宽5.8厘米。一面是鹰鸟纹，昂首展翅，双足并立，在鹰的胸腹部，还琢有一正面人首，戴介字形冠。在厚约1.05厘米的玉锛侧面，浅浮雕一个侧面人首，长发，戴船形帽，圆珥，造型、比例大小同于A2的人首。[18]玉锛另一面刻有神面，李学勤先生称之为饕餮纹，潘守永先生称鬼神面，螺旋纹构成双目，目上方装饰繁复华美的羽翎，羽翎之间有介字形冠。

C2，鹰伴人首（神面纹）玉锛（图3-2A、3-2B），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MinneapllisInstituteofArt）藏。宽8.3厘米。正面饰变形神面纹，巫鸿称兽面纹，有华丽的冠角和侧翼，侧翼之羽翎近同C1之羽翎，只是羽翎之间无介字形冠，而代之以冠角。背面刻有鹰鸟图案。鹰鸟正面双足并立，昂首展翅。[19]

D1，鹰伴人首（神面纹）玉锛（图4-1），上海博物馆藏。长14.8、宽6厘米，此玉锛一面刻昂首振翅的立鹰，一面刻戴介字形冠神面。[20]

D2，鹰伴人首（神面纹）玉锛（圭）（图4-2），天津艺术博物馆藏。长25.2、最宽6.2厘米。此锛宽端两角被磨去，似经过了后世加工，想变得更像圭形。正面立鹰昂首钩喙，折肩振翅。背面神面螺旋为目，戴介字形小冠。

D3，鹰伴神面玉锛（图4-3），香港关善明收藏。玉锛穿孔上方，一面刻有立鹰，鹰首作正面，可见双圆眼和尖喙，折肩振羽状。一面刻简化的神面，介字形冠部分最为清晰。

D4，鹰伴人首玉锛（图5-1），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长18.5厘米。也是在穿孔上方，一面雕有立鹰，一面刻有人首，头顶平，两耳有珥。

D5，鹰伴神面纹玉锛（图

5-2），台北故宫博物馆藏。长14、最宽4.4厘米。穿孔上方一面刻立鹰，侧首钩喙，折肩振羽。另一面刻简化神面，主要做轮廓勾勒，介字形冠清晰可辨。

D6，鹰伴人首玉锛（图5-3），实物不知下落，拓片收入黄濬编《古玉图录初集》。[21]李学勤先生据书中拓片测量，锛长17、宽7.1厘米，比常见玉锛略宽。一面刻鹰，一面琢出凸线勾勒的神面纹，李先生称饕餮纹。[22]

神面螺旋为目，戴介字形冠，其他部位较为模糊。

第三类，玉鹰。此类玉器以鹰形雕刻为主体，不似前两类呈鹰鸟纹与人首纹二元对称格局，但在多数鹰鸟纹腹部或双翅间又刻有神面纹，或具象或简化变形。分E、F二型，E型玉鹰较为多样，有的是玉

环上的主体雕刻，也有鹰形玉佩，有透雕，也有片雕，共5件，为E1-E5。F型为玉笄形或部分雕刻为玉柄形器形，共6件，4件出土于石家河、盘龙城和殷墟遗址，2件为传世品，为F1-F6。

E1，镂雕立鹰玉镯（图6-1），最早著录于《古玉图录初集》，后流散海处，现藏于法国巴黎塞努奇博物馆（MuséeCernuschi）。玉镯高12.7、内径7.2厘米，整体透雕镂空，镯的上方是一只正立的鹰鸟，双翅张而有收，十字形透雕表现羽毛，侧首钩喙，腹部有一简化神面纹。

E2，镂雕立鹰玉镯（图6-2），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MuséeGuimet）藏。看图片，此件玉镯与E1高度相似，目前笔者不确定是否是同一件而误当成了两件。从图片上看，E2中立鹰腹部神面纹更为清晰。

E3，玉鹰残件（图7-1），河南南阳麒麟岗8号西汉木椁墓出土，经杨建芳、尤仁德二位先生考释，该玉鹰属新石器时代。玉鹰腹部也刻有一变形神面。

E4，立鹰玉佩（图7-2），殷墟妇好墓出土。片雕。侧身引颈钩喙，羽翼收起，以尾着地，头尾整体姿势呈90度曲尺形。

E5，立鹰玉佩（图7-3），殷墟妇好墓出土。片雕。突出钩喙和眼睛，羽翼收起。主要刻画的是鹰的前半身。E4、E5两件玉鹰出土时杂厕于水禽、鹦鹉、鸽、燕、鸱鸮等众鸟之中，并无特殊之处，[27]且这两件玉鹰的姿态也不同于鹰伴人首纹中的鹰，体现了鹰鸟在晚商时有从神圣地位向世俗化转变的趋向。

F1，立雕鹰纹玉笄（图8-1），石家河遗址出土。呈笄形，一半雕有立鹰，首、翼雕刻清晰。另一半光素，且向末端逐渐变细。郭静云认为它很难作为笄来使用，而该器又与柄形器近似，应是祖先崇拜用器，且涉及崇高始祖信仰。[29]笔者觉得实用形笄与祖先崇拜用器可以兼容，观此器形状，作实用之笄并无大碍。因此仍称玉笄，但认可此种玉笄兼有祖先崇拜特别是始祖崇拜之内涵。

F2，立雕鹰纹玉笄（图8-2），石家河遗址出土。呈笄形，较F1粗短，上端占一半多雕有立鹰，钩喙收翅，下端光素，有榫头，似可与它器相接。

F3，立雕鹰纹玉笄（图8-3），武汉黄陂盘龙城出土。呈笄形，上端雕立鹰，钩喙收翅，双翅间隐雕有一神面纹。下端光素，有两处环形凸脊，似做紧固之用。

F4，立雕鹰纹玉笄（图8-4），殷墟小屯号墓出土。呈笄形，上雕立鹰，双翅间也隐雕有神面纹。整体造型同于F3。

F5，高冠玉立鹰（图9-1），故宫博物院藏。高13、宽3.2厘米。玉青绿色，近似于圆雕，鹰鸟冠与商代柄形器相似，其上有花瓣纹。鹰呈立式，钩喙收翅，以足和尾着地。[30]

F6，鹰纹玉饰（图9-2），故

宫博物院藏。高4.4、宽2.6、厚1.5厘米。玉色青白，局部含有黑色斑点。片雕。整体造型颇像一个神面，如上部为头冠部，下部有颈（即柄形器的颈部），但是头冠部不见“面纹”，却琢刻出鹰身，并凸起一兽头，有双耳，似牛头而无角，“兽”嘴向里勾卷，又似鸟喙，故侧视如鹰头。下部呈柄形。潘守永发现鹰-兽首（实际是牛首）-神面三者之间有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31]这是有道理的。具体为何有这种关系，其深刻内涵将放在下文分析讨论。该器原定为西周时期，林巳标夫认为属龙山文化，可信。

第四类：神面纹玉锛和玉佩。此类玉器有玉锛和玉佩两种器类，玉锛5件，玉佩2件。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只有神面纹，没有鹰鸟纹（有一件的辅助纹饰出

现了鹰鸟纹），但玉器风格与有鹰鸟纹的一致，尤其是其中的5件玉锛。分G、H二型，玉锛为G型，为G1-G5，玉佩为H型，为H1、H2。

G1，双神面纹玉锛（图10-1），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山东省博物馆藏。玉锛长方形扁平，双面刃，刃端稍宽薄，底端略窄厚，底宽4.5、厚0.85，上端宽4.9、厚0.6，长18厘米。墨绿色，近似玉质。发现时已折为两段。神面纹位于玉锛底端，两面各一，但面纹不一。正面神面介字形冠更大，螺旋为目，背面神面介字形冠小很多，最大不同是眼上两侧的“犄角”，不是常见的左右平伸，而是旋转了90度变为倒

立上举的形态。有关神面眼耳旁的这一对“犄角”，王仁湘先生解作

“对鸟”，[34]虽用的是战国的材料对比作解，但很有说服力。这又让我们再次来思考兽（牛）角与鸟纹的对应同一关系。

G2，双神面牛鹰纹玉锛（图10-2），江苏省溧阳市杨庄乡宋庄村征集，为当地农民在古沙河道发现。现藏于溧阳博物馆。玉锛长方形扁平，双面刃，刃端稍宽薄，底端略窄厚。长21、刃端宽4.8、底端宽4.3、厚0.7厘米，距底端6.1厘米处中间对钻一圆孔，孔径1.2厘米。在圆孔上方，相当于玉锛的中部，正反面各刻划有神面和牛、鹰纹主题图案，先看神面纹，正面神面刻划较为规范，有介字形冠，圆圈为眼，阔嘴有牙，冠下两犄角斜出。神面下方，辅助纹饰中间，像后世的“开光”处有一侧面兽形，从角、足看，似牛。背面神面刻划较简化变形，但介字形冠明显。其下方“开光”处，刻有一立鹰，侧首钩喙，折肩振翅，与其他鹰伴人首纹玉锛上的鹰纹相似。此玉锛虽是征集，但有明确的发现时间和地点，可视同出土品。它虽出土于良渚文化分布区，但器形、纹

饰风格都是龙山文化的，因此属龙山文化。这也体现了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密切关系。玉锛上有两个不同的神面、一个牛形和一个鹰形形象，内涵相当丰富，值得详细分析，笔者将在下文一并讨论。

G3，双神面纹玉锛（图11-1、11-2、11-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为清宫旧藏。乾隆时在其上加刻了玺文和御制诗。长24.6、宽7、厚1.2厘米。靠枘端有一圆孔。圆孔上是辅助纹饰和主题纹饰，主题图案为神面纹，两面各一，神面不相同。正面神面戴介字形冠，戴耳珰，耳珰似侧身祖神，口吐獠牙。背面神面也戴介字形冠，无獠牙也无耳珰，但有“对鸟”式犄角。

G4，双神面纹玉锛（图11-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为清宫旧藏。乾隆时同样加刻御制诗和玺文。长28.6、最宽4.4、最厚0.94厘米。近柄端有一圆孔，圆孔上方两面刻辅助纹饰和主题图案，主题图案为两神面，不完全相同。正面神面口吐獠牙，背面神面无獠牙，戴介字形冠。

G5，四神面纹玉锛（图11-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为清宫旧藏。乾隆时在其上加刻了玺文和御制诗。长27、最宽4.33-4.38、最厚1.12厘米。刃部无使用痕迹。近柄端有一圆孔，每面的孔上方有两排纹饰，主体为神面，且上下各两个，两面上排神面有介字形冠，下排一神面有獠牙。

H1，人形玉饰（图12-1，1巫），故宫博物院藏。透雕。高8.2厘米。人物束顶披发，佩珥，面容秀美，加上裸露的小肩，被认作是女子形象。女子形象底部，似有一变形神面。

H2，人面纹玉饰（图12-2，2巫12），美国弗利尔美术馆（FreerGallery）藏。中部为正面人头像，也是束顶披发，佩珥，与H1面容极似，当也为女子形象。上下部各有一组变形神面纹。

以上共介绍了四类31件玉器，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在玉器表面或雕刻或刻划有鹰纹和人首（神面）纹，第三类和第四类，虽然鹰纹和人首纹不一定同时出现，但仍有迹象将它们与鹰伴人首纹玉器联系在一起。我们根据共同点下的细微差别，区分为四类八型，但鉴于它们多为传世品，少量出土品也没有相互间的层位关系，故不能找到早晚关系的地层证据，加上玉器这种坚硬物品往往一经生产，可以流传很久，故也很难断定各器的具体生产、使用和埋藏时间，所以本文便不再对它们进行考古类型学中所谓“式”的划分。

这些玉器中，出土品有日照两城镇玉锛、溧阳玉锛、石家河遗址玉立鹰、盘龙城和殷墟遗址玉立鹰等共计6件，其他为传世品，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全部玉器均为山东龙山文化和商文化遗物，其中石家

河遗址所出两件玉立鹰，应是受山东龙山文化影响而生产，所以仍属龙山文化的精神传统。它们的生产和使用时期，从大的范围看，也当在龙山文化和商文化存续的时间，即公元前2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传世品在后世被继续使用。

二、“鹰伴人首”造型的图像神话分析

笔者在篇首就列举过多位学者对这批玉器的功能内涵的理解，有些观点，例如玉器上的鹰-人组合图像与东方的天帝太皞、少皞及神鸟句芒有联系，玉器中的立鹰代表了东夷始祖神少昊挚，玉器中的鹰是神鹰，人是神人等观点，都颇有可取，特别是邓淑苹认为玉器上的鹰纹是东夷族群的祖先——帝与少昊，是苟芒神等看法，已十分接近笔者的观点。因此，笔者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想再向前推进一步，那便是将这批玉器的功能内涵与商祖神话联系起来。

具体如何联系，玉器图像与口传神话是什么关系？容笔者先做一些分解，并将记载有商祖神话的相关文献做一些引录和前期分析后，再按照前面所划分的玉器类型进行图像与神话的结合分析。

巫鸿先生曾对史前艺术图像志作过反思。他说，在涉及史前艺术的图像志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要寻找到艺术品和传说资料可以“在历史上”联系起来的基础。换言之，整个研究过程必须着力于揭示这二者之间的历史联系。而这一研究的前提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和文化体中，人们所创造的艺术与文学（包括口头文学）应有相互平行之处，二者都反映了当时人们观察、理解、表现世界的特殊角度和观念。[38]这段话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时代的人们的观念，其表现形式并不唯一，可诉诸口传神话故事，还可诉诸图像实物。而关于神话的表现形式，也有学者作过探索，发现至少有四种载体，分别是口传神话、仪式神话、图像神话和文本神话。[39]这四种神话形式中的前三种，在史前无文字的文化大传统社会，也该是一种“相互平行”而存在的观念。而在叶舒宪先生眼里，“神话图像的一个重要认知功能在于，相当于找到先于文字而存在和外于文字而存在的一套思想观念表达的符码系统，借此有助于重建无文字时代和无文字民族的复数的神话历史，即史前史和少数民族史”。[40]我们正应该利用后世的文本神话（它也是与图像神话同时出现的口传神话的后世记载），来寻找到尚无文字的史前时代该文本神话的前身，即口传神话和与之平行存在的图像神话来。

笔者在《由“喾”“商”“卨（禼、契）”构形论商祖“帝喾”“契”之神话》（后文简称

《喾契神话》）一文中已搜集过商祖喾、契相关文本神话的记载，相关文字不算很多，故在此再次引录，以方便后面的神话学分析，该文中笔者对喾、契这对父子神的神格以及他们与域外相关神话人物的关联，都做了简要的分析介绍，为了方便后文分析，也需要在这里先行转录。

先引商祖神话相关记载。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毛传：“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郑笺：“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为尧司徒，

有功封商”。[41]

《诗经·商颂·长发》：“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郑笺：“禹敷下土之时，有娀氏之国亦始广大，有女简狄，吞鳦卵而生契。”[42]

《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王逸注：“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堕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一云喜一作嘉。”[43]

《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44]

《楚辞·思美人》：“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45]

《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篇》：“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高诱注：“帝，天也，天令燕降卵与有娀氏女，吞而生契。”[46]

《诗经·商颂》被认为是春秋文献，是除了卜辞金文以外载及商祖卵生神话的最早传世文献。当中的神话人物，还只提到玄鸟、商也即契和其母有娀氏女。战国文献《楚辞》和《吕氏春秋》补充了商祖帝喾（也即高辛）以及有娀氏二女中的契母名简狄，再到《淮南子·地形》：“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翟，少女建疵”，[47]又补足了二佚女中的少女也即简狄之妹、帝喾二妃之一“建疵”之名。至此，商祖卵生神话也即玄鸟神话的基本情节和人物全部到位。关于“玄鸟”该为何鸟，笔者在《喾契神话》中已做过分析，它不是燕子、不是凤凰、也不是猫头鹰，而是鹰鸟或称苍鹰（苍有“黑”“玄”义）。而且，帝喾和商契，皆有鹰鸟的形象，也即是说，《诗经》中的玄鸟，不仅是指苍鹰，还是指帝喾。

关于商祖喾、契的神格，笔者的分析结论是，帝喾是雷神、战神、风神、木星神、日月神和乐神，其中木星神是他的主要神格。商契的神格有笔神、智慧神、风神、水神、水星神和乐神，水星神是他的主要神格。这实际上是源自西亚极其远古的五星神话（在古代中国即所谓五帝）对商族先民的影响所致。因此喾、契这对父子神的神格，与西亚神话中的父子神马杜克和尼波，希腊神话中的父子神宙斯和赫尔墨斯，呈一一对应、若合符契的奇观，如这两对父子神的父神皆是木星神、雷神、风神、神主，子神则是水星神、水神、风神、笔神和智慧神，赫尔墨斯也是乐神。宙斯有牛形、鹰形、天鹅等形象，并常常化身为牛或鹰等形象行走人间，帝喾也有牛形、鹰形、鹄（天鹅）形等等形象。其实他们的对应类同之处还不止这些，有兴趣者可直接读我那篇《喾契神话》。笔者也解释了这雷同背后的历史动因，那便是在远古时代便已存在的世界神话和文化的交流。

交代了这些商祖神话及相关神人的神格、形象后，我们再来分析这批玉器背后的图像神话内涵。

先看A型玉器。A1玉佩上半是“睥睨傲岸”的立鹰，其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姿态，只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玄鸟”可当。下半是侧面相背的人首，戴帽，长发，有珥。张光直先生曾说，“殷商的统治阶级是戴帽子的阶级”，[48]A1、A2号玉佩中的人物都戴有帽子，我们虽然认为两玉佩是山东龙山文化遗物，但这阶级特性当也该类似。因此这两个人首，自然不是什么奴隶或战俘，而应是商祖神，所以是神面。那到底是谁呢？光从神面的装束和面容还很难判断，但总不外乎这两组人物，一个是帝喾和商契这对父子，如是，则他们与其上的玄鸟便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也有可能是有娀氏二佚女即简狄和建疵。两神面的中间，以一长条柄形结构相联，该结构颇像流行于龙山文化和商代的代表祖先崇拜和牌位的玉柄形器，这也将该玉佩与商祖之徽记联系在了一起。

A2号玉佩是一大一小两鹰鸟加一较小的神面，神面也戴帽，面容比起A1，似略秀美，推测她是契母简狄，其上的大小鹰，自然是帝喾和商契。帝喾有鹰形，就是玄鸟，我在《喾契神话》和上文中都有介绍，商契也是帝挚，挚就是

鸷，也是鹰鸟，而且神话中父子往往同形同性，我也都有分析。因此大小鹰是喾、契父子俩毫无问题。

A3号玉佩是祭台上供奉一神面，其上再傲立一鹰鸟，鹰鸟是玄鸟，也即帝喾，神面戴介字形冠，属天神，也该是帝喾，二者还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祭台上供奉祖神，与“商”（　

　　　）字和“高辛”（

　　　）所体现的在高

高的祭几上供奉以锛凿斧为象征的商祖帝喾完全一样。

总结起来，这三件玉佩，有佩戴之功能，但又不是简单的装饰用佩戴，而是代表商祖和商祖神话的

徽章和法器，它们是图像神话，自可与同一文化体中的口传神话和仪式神话一起，在族群相关活动中平行地使用，共同表达该族群对始祖起源的理解和观念。再看B型玉器。B1是鹰伴人首玉觹，鹰当然还是玄鸟和帝喾的象征，神面既可能是帝喾，也可能是简狄。玉觹有实用功能，这体现了商祖徽记的世俗化和生活化倾向。B2是鹰伴人首玉佩，与A型最大不同是鹰与神面分处于玉佩两面，这似乎开启了C、D型玉锛鹰人图像分处两面的先河。鹰还是玄鸟，神面有介字形冠，口吐獠牙，当是帝喾的造型。

C、D型都是鹰伴人首玉锛，区别只在C型锛上的神面纹，带有长长的华美的羽翎。这自然是玄鸟的羽翎，实际上是将玄鸟与神面更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也即是说，玄鸟就是神面所代表的帝喾，帝喾也就是玄鸟。将鹰鸟与神面分刻于玉锛的两面，但又怕人忽视他们之间的同一关系，便在神面上方加上鹰鸟之羽翎，这大概就是神面上有羽翎的原因。而这一批玉锛，有端刃，但未有使用痕迹，且锛体扁薄，显然是非实用的礼器，而这礼器的形制——锛，正是商祖帝喾作为雷神的武器“辛”（　

　　），

也即后代所谓的雷公斧。当然，后代的玉圭，当是在这种礼器玉锛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作为雷神、木星神的武器，变为“圭”后成为《周礼》所载六器之一，它在“以礼天地四方”中礼东方，而东方正是五星神中的木星神所对应的方位（也对应于五行中的东方木），这自然不是巧合。

三、其他鹰纹及神面纹的神话学分析

笔者也搜集了不似第一、二类，总是鹰鸟和神面双双对应出现，而是只出现鹰纹或者神面纹的玉器，分别称为第三、四类。但是这些鹰纹或神面纹，又总是千方百计地将对方联系起来。例如在鹰纹胸腹部刻划神面纹，在神面纹下方的辅助纹饰中刻鹰鸟纹等等。这是在告诉我们，它们还是在表现商祖神话，只不过是商祖神话的简化形式而已。

先看鹰纹玉器。分E、F二型，E型玉鹰中的E1和E2，极其相似，都是在环形玉镯上端透雕一立鹰，鹰腹又刻有一神面。此神面当是帝喾，鹰即玄鸟。这种鹰腹刻神面的做法，在鹰伴人首玉锛的所有鹰腹中就已出现，而且在后来的盘龙城和殷墟遗址出土立鹰玉笄上继续出现，当然是要反复强调，这鹰鸟也是人格神帝喾，他们是同一的关系。E3是出土于南阳的西汉墓中的玉鹰残件，但它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物，这又充分体现了玉器的生产、使用和埋藏时间的不一致性和久远性。鹰腹也有简化神面纹。这鹰和神面，自然是玄鸟和帝喾。

E4和E5出土于殷墟妇好墓，鹰的形象不大同于鹰伴人首纹中的那些鹰，鹰腹上也不刻划神面纹，体现了鹰鸟在晚商时有从神圣地位向世俗化转变的趋向。

F型为玉笄形或部分雕刻为玉柄形器形。F1-F4均为笄形，且都是出土品，其中石家河遗址2件，鹰腹不见神面纹，笔者推测此造型是受龙山文化影响所致。因在龙山文化中鹰被作为祖神崇拜，引至江汉平原后，它仍具有祖先崇拜特别是始祖崇拜的意味。盘龙城和殷墟各出土一件笄形玉鹰，鹰翅间刻有神面纹，这自然是玄鸟神话的延续，鹰是玄鸟，神面是帝喾。

F5为高冠玉立鹰，其冠上有花瓣纹，花冠整体与商代柄形器相似，应有类似功能，即代表祖先崇拜，而立鹰是玄鸟也是帝喾，这是将两种祖先崇拜形式进行结合。因此推断它当是商代器物，要晚于那些鹰伴人首纹玉器。

F6是一件鹰纹玉饰，龙山文化遗物。它的造型是巧妙地将鹰鸟-兽首（实际是牛首）-神面三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这就非常有意思。因为商祖神帝喾正有牛形、鹰形这两种形象，现在所见玉器正是将牛、鹰还有神面结合为一体，这不是在表现帝喾还能是什么呢？

第四类分玉锛和玉佩。玉锛有5件，其中G1、G2是出土品，正是它们，使全部类此的传世玉器的文化属性和时代得到了确定。G3、G4和G5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

所有G型玉锛上的双神面纹，同器上的两神面纹刻得并不一致，其中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一神有獠牙，另一神则没有。这种刻意的差别当是要分别表示父子神帝喾和商契，那到底谁为帝喾谁又为商契？不太好确定，笔者只能推断，凡口有獠牙的，应是帝喾。[49]G型中的G2，是江苏溧阳出土，这件玉锛有所不同的地方是在双神面纹下方，各有一个辅助图案，一为似牛的兽形，一为鹰形，这是再次将帝喾的牛形和鹰形形象共刻一器，是对商祖神话和此件玉锛的礼器内涵的充分强调。还有就是，大部分的神面纹耳旁上方有一对被王仁湘先生解作“对鸟”的“犄角”，这犄角可看作是牛角，象征牛，而对鸟当然可象征玄鸟，则鹰-牛在这里又重合在一起，共同成为神面也即帝喾的标志。

分析到这儿，读者已猜得出最后的两件以女性形象为主题的玉佩，自然表现的是商契之母简狄了。其中H1中简狄的下方，有一个变形的神面，或许表现的是其子商契。H2中在简狄的上下方，各有一神面，当上为帝喾，下为商契。简直就是三口之家的集体亮相了。当然，这样集体亮相的还有A2即大小鹰伴单人首玉佩。还想顺便一谈的是，由这批玉器所体现的商祖卵生神话（玄鸟神话），其文化属性让我们在寻找先商文化时又多了一种判断的依据。这便是，先商文化当应到它所产生的商祖神话的族群里去找，因此，山东龙山文化作为先商文化及其源头，便又多了玄鸟图像神话这一重证据。

结论

本文梳理了31件山东龙山文化或受其影响的玉器，它们的共有特点是在玉器上雕刻或刻画有鹰鸟纹和（或）人首（神面）纹，依据鹰鸟纹和人首（神面）纹是否共存一器以及玉器的构形，我们将这批玉器分为四类八型，分别是第一类鹰伴人首纹玉佩，又分A、B二型，A型玉佩透雕有鹰鸟和神面，表现的是商族起源和始祖卵生神话，鹰鸟是玄鸟，A1下部的两神面则可能是天帝帝喾和他的神子商契，也可能是帝喾二妃简狄和建疵。A2中的大小鹰表现的是帝喾和其子商契，下面的人首则只能是简狄。A3是一个祭坛的形状，祭坛上的神面当是天帝同时也是商祖的帝喾，其上的鹰鸟是玄鸟，它与帝喾是同一的关系。B1和B2表示的都是这种同一关系，即鹰鸟是玄鸟，神面是帝喾。

第二类玉器全部是鹰伴人首纹玉锛，依据神像上是否有羽翎分为C、D二型。C型神面有羽翎，这是进一步强调神面即帝喾就是玄鸟的作法。这些玉锛上的鹰鸟，自然是玄鸟，其背面的神面，都是帝喾。还有，玉锛上所有鹰鸟的腹部，都有或清晰或简化的神面纹，同样是表达鹰鸟就是神面，也即玄鸟就是帝喾的意思。

第三类是以鹰鸟为主的玉饰。分E、F二型，E1和E2均为鹰纹玉镯，鹰腹上也刻有神面，鹰是玄鸟，神面是帝喾，同样表达了玄鸟即帝喾的观念。E3虽出土于西汉墓，但却是龙山文化遗物，这体现了玉器这种耐用品的生产、使用与

埋藏时间可以相隔极久的特点。其上的鹰鸟和腹部上的神面，表现的还是玄鸟和帝喾。E4和E5出土于殷墟妇好墓，二者的造型完全不同于上述那些鹰的形象，鹰腹也不见神面纹，体现了鹰鸟在晚商时有从神圣地位向世俗化转变的趋向。F型器形跟笄或柄形器相关。F1、F2为笄形，出土于石家河遗址，是受

到龙山文化影响的产物，鹰翅间不见神面纹，它们在石家河文化中，带有祖先崇拜特别是始祖崇拜的意味。F3和F4分别出土于盘龙城和殷墟，也为笄形，但鹰翅间有神面纹，这自然是玄鸟神话的延续，鹰是玄鸟，神面是帝喾。F5、F6都带有柄形器的构造，柄形器是商人的祖先牌位，是一种祖先崇拜形式，将鹰鸟与柄形器组合，是在将这两种始祖神话和形象进行结合，特别是F6，它的造型是巧妙地将鹰鸟-兽首（实际是牛首）-神面三者结合在一起，鹰和牛都是帝喾的形象之一，再加上神面纹，这完全是三位一体，充分表现商祖帝喾神话。第四类有玉锛和玉佩，它们不同于第一、二类是因为，玉锛上两面都是神面纹，玉佩上也只表现神面而不见鹰鸟。我们认为玉锛上的双神面是表现天帝帝喾和其神子商契，而玉佩上的女子形象，则是简狄，在H2的简狄上下方，还各有一神面，上方神面当是帝喾，下方神面是简狄子商契。这种一家三口集体亮相的作法，也见于A2玉佩上。两类玉锛加在一起共13件，是这批玉器中同一器形数量最多的，这种更多选择在玉锛上刻划帝喾和其形象之一苍鹰的作法，是因为这玉锛并不是普通的工具“锛”，它是雷神帝喾的武器——雷公斧。因此，鹰伴神面纹玉锛和多神面纹玉锛，应是商祖神话的丰富而鲜明的图像神话和实物神话的紧密接合。

这批龙山文化到商代的玉器，是商族始祖玄鸟神话的图像表达形式，它们与商族先民同时代活态存在的口传神话和仪式神话一道，在族群相关活动中被平行地使用，共同表达该族群对人类创世和始祖起源的神话式理解和观念。

注：

[1]邓淑苹：《论雕有东夷系纹饰的有刃玉器》（上、下），《故宫学术季刊》

第十六卷，第三期、第四期。

[2]巫鸿：《一组早期的玉石雕刻》，《传统革新——巫鸿美术史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21-23页。

[3]巫鸿：《东夷艺术中的鸟图像》，《传统革新——巫鸿美术史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4]李学勤：《古玉上的鹰和人首》，《文物天地》年第5期。

[5]刘敦愿：《未曾得到充分发展的鹰崇拜》，《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人民美术出版社，年，第页。

[6]孙机：《龙山玉鸷》，《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年，第页。

[7]邓淑苹：《古代玉器上奇异纹饰的研究》，《故宫学术季刊》，年第四卷，第一期；邓淑苹：《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古玉花纹所反映的古代信仰》，《故宫文物月刊》，年第四卷，第六期。

[8]邓淑苹：《论雕有东夷系纹饰的有刃玉器》（下），《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六卷，第四期。

[9]潘守永：《“鹰攫人首”玉佩与中国早期神像模式问题》，《民族艺术》年第1期。

[10]宋亦箫：《由“喾”“商”“卨（禼、契）”构形论商祖“帝喾”“契”之神话》，《殷都学刊》年第3期。

[11]李学勤：《古玉上的鹰和人首》，《文物天地》年第5期。

[12]李学勤：《古玉上的鹰和人首》，《文物天地》年第5期；潘守永：《“鹰攫人首”玉佩与中国早期神像模式问题》，《民族艺术》年第1期。

[13]巫鸿：《东夷艺术中的鸟图像》，《传统革新——巫鸿美术史文集》卷

一，第页。

[14]图1-1A、1-1B、1-2、1-3分见于巫鸿：《东夷艺术中的鸟图像》，《传统

革新——巫鸿美术史文集》卷一，第、、页。

[15]巫鸿：《东夷艺术中的鸟图像》，《传统革新——巫鸿美术史文集》卷一，第-页。

[16]李学勤：《古玉上的鹰和人首》，《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年，第70页；张尉：《中国古代玉器》，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85页。

[17]图2-1引自巫鸿：《东夷艺术中的鸟图像》，《传统革新——巫鸿美术史文集》卷一，第页；图2-2、2-3引自张尉：《中国古代玉器》，图51。

[18]潘守永：《“鹰攫人首”玉佩与中国早期神像模式问题》，《民族艺术》，年第1期。

[19]巫鸿：《一组早期的玉石雕刻》，《传统革新——巫鸿美术史文集》卷一，第12-15页。

[20]孙机：《龙山玉鸷》，《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年，第页。

[21]黄濬：《古玉图录初集》，香港广雅社，年，第7号。

[22]李学勤：《古玉上的鹰和人首》，《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第71页。

[23]图3-1引自孙机：《龙山玉鸷》，《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第页图5-1；图3-2引自巫鸿：《一组早期的玉石雕刻》，《传统革新——巫鸿美术史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12页图26。

[24]图4-1、4-2引自孙机：《龙山玉鸷》，《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年，第页图5-4、图5-3；图4-3引自潘守永：《“鹰攫人首”玉佩与中国早期神像模式问题》，《民族艺术》年第1期，第页图8。

[25]图5-1引自巫鸿：《一组早期的玉石雕刻》，《传统革新——巫鸿美术史文集》卷一，第12页图17。图5-2引自孙机：《龙山玉鸷》，《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第页图5-2；图5-3引自黄濬：《古玉图录初集》，第7号。

[26]图6-1引自巫鸿：《东夷艺术中的鸟图像》，《传统革新——巫鸿美术史文集》卷一，第页；图6-2引自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27]刘敦愿：《未曾得到充分发展的鹰崇拜》，《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第页。

[28]图7-1引自孙机：《龙山玉鸷》，《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第页图六-2；图7-2、7-3引自刘敦愿：《未曾得到充分发展的鹰崇拜》，《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第页。

[29]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第

页。

[30]故宫博物院编：《故宫藏玉》，紫禁城出版社，年，第71页。

[31]潘守永：《“鹰攫人首”玉佩与中国早期神像模式问题》，《民族艺术》年第1期。

[32]图8-1、8-2引自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第页；图8-3、8-4引自邓淑苹：《新石器时代神祖面纹研究》，杨晶等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浙江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33]图9-1、9-2引自故宫博物院编：《故宫藏玉》，第16、22号，第71、74页。

[34]王仁湘：《对鸟解题》，《凡世与神界》，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35]图10-1引自刘敦愿：《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考古》年第4期；图10-2引自汪青青：《溧阳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珍品——神人兽面鸟纹圭》，徐湖平主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年，第67

页。

[36]图11-1、11-2、11-3引自邓淑苹主编：《故宫玉器精选全集》第一卷，“国立”故宫博物院，年，第页；图11-4、11-5引自邓淑苹主编：《故宫玉器精选全集》第一卷，第、页。

[37]图12-1引自巫鸿：《东夷艺术中的鸟图像》，《传统革新——巫鸿美术史文集》卷一，第页；图12-2引自巫鸿：《一组早期的玉石雕刻》，《传统革新——巫鸿美术史文集》卷一，第12页。

[38]巫鸿：《东夷艺术中的鸟图像》，《传统革新——巫鸿美术史文集》卷

[39]王倩：《作为图像的神话——兼论神话的范畴》，《民族文学研究》

年第2期。

[40]叶舒宪：《神话历史与神话图像》，《民族艺术》年第1期。

[41]林义光：《诗经通解》，中西书局，年，第页。

[42]同上。

[43]（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年，第82-83页。

[44]同上。

[45]同上。

[46]（战国）吕不韦门客编撰，关贤柱等译注：《吕氏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47]（西汉）刘安等著，许匡一译注：《淮南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48]张光直：《商名试释》，《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年，第页。

[49]至于理由，笔者拟另撰文探讨，论文题目《史前獠牙神像为太一神考》。

（本文为年度国家社科基

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早期外来文化

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批准号：19VJX]）

文章来源：.4〉ARTRESEARCH〉古代美术史

本文作者：宋亦箫

历史学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编辑：藏世界小川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侵联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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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对小川的支持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