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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拾间

作者简介：陈卓，男，湖南怀化人，教育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思政课建设研究”（19VSZ）；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20NDJCYB）；年度浙江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浙教办高科〔〕68号）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1期专题“教育学研究”。

摘要：20世纪前期哈佛大学本科招生过程中出现了一股反犹浪潮，较为典型地体现出校园里的权力争斗性质。从场域、合法性和权力３个方面审视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在20世纪初整个美国社会的反移民浪潮背景下，反犹运动经历了从文化到政治的过渡，最终波及哈佛招生制度，并促进了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其他大学之间的组织同形。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学业资本与品位资本分别为哈佛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合法性机制：前者有利于犹太学生获得平等的教育权利，成为他们参与哈佛招生争斗的主要武器；后者则为反犹主义者提供了主要合法性依据和具体操作空间。招生过程也是权力争斗的过程，权力并非全部都是强制性的，在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中，形成了不同支配同盟，采取了多种争斗策略，最终推动哈佛招生制度的变革。

关键词：哈佛大学；招生制度；本科招生；反犹主义；布尔迪厄

在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看来，如同国家、教会、政治党派和协会，学校体系也是一种场域。场域不同于“机器”，两者的一个基本差别就是“争斗”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性。在一个场域中，各种行动者和机构根据构成游戏空间的常规和规则，以不同的强度（因此也就具有不同的成功概率）不断地争来斗去，旨在把持作为游戏关键的那些特定产物；与此同时，在一定形势下场域中的行动者和机构也对这些规则本身争斗不休。经过哈佛最伟大的校长之一艾略特（CharlesWilliamEliot，—年任校长）数十年的努力，20世纪初的哈佛大学已经从一所地区性学院发展成为现代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然而学校的转型升级并未改变场域自身的属性，校园里的争斗反而愈发激烈。艾略特的继任者洛厄尔（AbbottLawrenceLowell，—年任校长）一改之前多元开放的招生政策，对犹太人、黑人、女性及同性恋采取公开排斥措施。在20世纪前期（主要是二三十年代），哈佛大学招生过程中出现了排斥犹太人的浪潮。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及社会评论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卡拉贝尔（JeromeKarabel）在其影响甚大的著作《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TheChosen:TheHiddenHistoryofAdmissionandExclusionatHarvard，Yale，andPrinceton)中，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精彩的再现。在这场“争斗”的过程中，反犹主义的赞同者和反对者之间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每个阵营中的不同行动者根据自身在场域所处的位置以及占有资本的种类和数量，采取了不同的争斗策略，共同奠定了这一时期哈佛大学的招生格局，并对日后的招生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卡拉贝尔的过程—事件分析基础上，以结构—制度分析完善，运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对于优化当前我国招生制度、推进教育公平具有借鉴意义。

根据迪马吉奥（PaulJ.DiMaggio）和鲍威尔（WalterW.Powell）的观点：“‘组织场域’一词，是指那些由组织建构的、在总体上获得认可的一种制度生活领域，这些组织包括关键的供应者、资源和产品消费者、规制机构以及提供类似服务或产品的其他组织。”把组织场域作为一种分析单位的优点是，它使我们不只是简单地注意竞争性的组织，也不只是简单地注意那种实际上相互影响的组织间网络，它使我们还要注意相关行动者的整体性。“通过注意这三个方面，场域思想同时抓住了组织之间的连通性（connectness）和结构等同（structuralequivalence）这两个重要方面。”传统组织研究强调同一领域中运行的一群组织，而衡量组织是否属于同一领域的指标，就是它们所提供的服务是否具有相似性。与之相对，场域概念除了这一焦点组织群体外，还加上了其他与焦点组织不同但对其绩效具有重要影响的组织，包括交易伙伴、竞争者、资金来源组织和规制者等。就哈佛大学招生制度而言，场域的概念要求不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