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晨，年的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翻译家、钱锺书夫医院病逝，享年岁。
发文两篇，以此怀念。
杨绛：她和谁都不争，和谁争她都不屑
文·梅子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译
这是英国诗人兰德的《我和谁都不争》。因为杨绛，其为诸多中国读者所熟知。
说来惭愧，我知道杨绛并不早。六年前初到新浪，在某个博客的侧栏里邂逅这首诗，一下子就印在心里了。当时，误以为是该博客主人的诗作，百度了一下，方知出自英国诗人兰德之手，与此同时，读到了这首诗的不同译版。品赏相较，偏爱了杨绛的这一版。
杨绛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20世纪50年代，因为政治运动，杨绛暗下决心，再不作文，潜心翻译，谓之“借此遁身”。钱钟书则笑她是“借尸还魂”。
今日再读“不争”，对钱先生的“还魂”之说竟大有共鸣。好的译文，翻译的技巧、对所译文字的良好语感均为重要因素。
这首“不争”，窃以为更因其暗合了杨绛的心性，熔铸了她对生命与生活的个性审美与深沉情感，才被译得这般熨帖。它确是寄寓了杨绛的“魂”，以致几乎成了杨绛淡泊人生与高尚人格的最简确的写照。
那年，存藏了这首诗，认识杨绛也打此开始。
在这个最合宜拾字取暖的季节，陆续读了杨绛的《洗澡》、《我们仨》、《将饮茶》、《干校六记》、《我们的钱媛》、《走到人生边上》等一系列作品。深入杨绛简淡从容的文字，感知一位高知女性单纯而低调的生活方式，清醒而坚定的人生立场，以及恬静而淡泊的人生情怀。
杨绛的文字大多不动声色，不示阴晴，平白朴素，又异常的简净从容。即便悲伤，也不会恸哭；即便愤怒，也不会咆哮；即便是女儿钱媛去世，她在文字里也没有呼天抢地，大放悲声，而是用一种竭力的退缩和节制，努力维持着冷静而饱含苦痛的叙述，真切地传达着一位年迈的母亲失去女儿内心无以复加的凄楚悲怆和无以躲闪的揪心疼痛。
读来几次落卷于案上，伏泣不止，欲放悲声。我第一次感到震撼——平白如斯的文字，竟可以产生这样巨大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国外的留学生活，干校的改造生活，文革风暴的缩影，对父亲和姑母的深情回忆，对女儿钱瑗一生的心疼追忆，对那些“披着狼皮的羊”的真诚感念……点点滴滴，娓娓道来。她以简淡的文字，叙述着平凡的日子，看似不着气力，不事铺张，无数看似琐碎的细节描写，却如四月的春雨，于无觉中浸湿我眼，润泽我心。
最爱她的《隐身衣》。从容里呈现别样的清冽，彷如秋夜的月光荡涤过一般，恬淡，莹洁，清醒，甚至带着一种沉定的寒凉。这篇被杨绛自称为“废话”的文字，恰恰体现着杨绛对人生非凡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考力：
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书上描摹，戏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娱乐。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表演。
游目其间，你仿佛可以看到一位柔弱而坚强的女子，面露笑意，偏安一隅，冷静的审视着这个纷繁的世界。她以一种特有的细腻和敏锐，洞烛世事人心之幽微。平和里，有一丝讥诮；恬淡里，暗藏着浓烈；收敛里，透射着一种低调的飞扬。有点逍遥，有点不屑，有点无所谓。这些文字，宛如一脉徜徉的江流，不动声色，悠然流走你心中的虚妄和尘埃，化纷繁为简单，化淤塞为空灵，给你一种沉定的立足感，明晰的方向感。读到那些简淡而有力的文字，不由人想起一个句子：观心知天下，不露也锋芒。这“不露也锋芒”，之于杨绛便是一种无形无声的静力与定力，是一种“静观兴衰具慧眼，看透美丑总无言”的智者的气度和胸怀。
平和，冷静，恬淡，内敛，是杨绛文字的一贯风格，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却见一段少有的“响晴”，描写了一段“精彩的表演”：
有人递来一面铜锣和一个槌子，命我打锣。我正火气冲天，没个发泄处；当下接过铜锣和槌子，下死命大敲几下，聊以泄怒。
当时虽然没有人照相摄入镜头，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那副怪摸样，戴高帽子。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
我常常于枯坐中自问，对读书人最残酷的虐待是什么？以我心度之，莫过于辱没其尊严，使之斯文扫地了。而在这些文字里，你读到的却不是遭受无情践踏而应该表现出的屈辱、愤懑和悲哀，却是一种“响晴”式的畅快和“首领”般的荣耀。别样的诙谐与讽刺里，任你无尽地去体味。行笔至此，莫名地，我想起一次画家陈丹青这样和记者谈“高兴”：你知道吗，愤怒也是一种高兴啊！
杨绛这样表达彼时彼境中一位文弱知识女性内心的豁达和不屈：
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有体面的人。”
读到这里，不由想说说另一个人——中国最后的儒家梁簌溟。文革中，因为主张“不批孔，只批林”而招致大规模地批判。持久的批判之后，主持人问其感受，梁平静作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石破天惊，举世哑然。杨绛纵然是一介柔弱的女子，却一样脊背英挺，不逊须眉，沉着秉持着一位真正的读书人的节操和匹夫不可夺志的气概，令人仰视。
读这样的文字，心体通透，何其快哉。
想说的话实在太多，已是长篇累牍，但依然舍不得绕过杨绛笔下对于一些动物的描写。在运动迭起，乱象纷呈的嘈杂时代，为不招无端的祸患，杨绛一家离群索居，读书工作之余，也去逛逛公园。在《我们仨》中，杨绛写了一对逍遥的大象夫妇：
……有公母两头大象隔着半片墙分别由铁链拴住。公象只耐心地摇晃着身躯，摇晃着脑袋，站定原地运动，拴就拴，反正一步不挪。母象会用鼻子把拴住前脚的铁圈脱下，然后把长鼻子靠在围栏上，满脸得意地笑。饲养员发现它脱下铁圈，就再给套上。它并不反抗，但一会儿又脱下了，好像故意在逗饲养员呢。我们最佩服这两头大象。
语言轻松活泼，若无其事，悠然自得。人笑大象笨，大象笑人痴。细细体味，于不觉间莞尔：在这对憨实诚恕大智若愚的大象夫妇身上，你是否可以读到杨绛夫妇的影子？
在《我们仨》中她还写了熊猫和猴子：“大熊猫显然最舒服，住的房子也最讲究，门前最拥挤。我们并不羡慕大熊猫。”“猴子最快乐，可是我们对猴子兴趣不大。”
此外，在《走到人生边上》中，记写了一对眷恋亲子的深情的喜鹊父母；在《干校六记》中，记写了一只忠诚感恩、同类相惜的狗儿小趋……
陈丹青说，人只要是坐下写文章，即便写的是天上的月亮，地上的蒿草，其实都在“谈自己”。对此，我深度认同。杨绛对于动物的描写无不在表达自己的心性与喜恶，对于人性善恶的抑扬，昭然表露于字里行间。
她对精明快乐的猴子不感兴趣，她说“断不定最聪明的是灵活的猴子还是笨重的大象”，却坚定地说“我们爱大象。”她不羡慕熊猫的尊贵和显要，她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交际，懒于应酬，也拒绝“示众”，她只想安安静静地读书写字，过平淡无扰的生活。
在清华教书时，为了避开诸多无谓的会议，节约零散宝贵的时间，她拒绝接受一纸聘书，宁愿做一位卯上无名的“散工”。在这个人人都想显身露面、不甘受轻忽的尘世上，杨绛说，我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的“陆沉”。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盈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
她甘愿隐没于低处。许多别人如获至宝的东西，在杨绛却一文不值。在杨绛看来，真正的聪明是“站定原地运动，拴就拴，反正一步不挪。”大智若愚，韬光养晦，不张不扬，本色做人。她说：“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
杨绛的人生半径很大。她随丈夫同到英国牛津、法国巴黎留过学；文字的汪洋里，她似一条深水游鱼，可以自由地跨越语种、民族与疆域，在抽象而浩淼的时空中，实现着精神的遨游与智慧的共享。
杨绛的世界又很小。小到只有他们仨——mom，pop和园o。他们在同一片屋檐下读书行文做学问，各安一隅，互不干扰。工作学习之余，他们一起去“探险”（散步），一起去吃馆子，逛公园看动物……他们做游戏，互相赠诗；他们彼此分享对方大把的“石子”（日记）……他们互为父母，互为手足，彼此扶助，相依相守。不论风雨多大，天气多冷，他们仨偎在一起，就是一个可靠的家，天就很蓝，心就很暖，生命就充满了活着的乐趣。在杨绛娓娓而洁净的文字里，我读到了一个知识女性单纯而温馨的小世界。
杨绛的人生经历很丰富。她经历过三反，五反，鸣放，反右，四清……下过干校，住过窝棚，扫过厕所……游过街，出过丑，经历过很多人世变故，天灾人祸，但她总能处乱不惊，安然度过。悲伤或是欢喜，逆境或是顺境，在杨绛的笔下终究都沉定为一种恬静与淡然。如夕照里朴素的芦花，如月光里静卧的村落。她用一双明眸慧目静观万事万物，用一颗悲悯善良的心默默感知着这个世界，默默疼惜着身边的每一个生命。在她平白朴素、简淡从容的文字里，总有一些句子不经意触中你的心灵之机，触疼了你心中的某一处柔软。她用自己的风雨人生启示我们：
人生是双程的。青春年少时，我们满怀理想、抱负、追求，一路马不停蹄向前奔。慢慢的，我们老了，脚步渐渐变得迟缓，人生便也在不觉中迈入归程——记忆的回溯。我们会有大把的光阴，在余辉落满大地的黄昏，坐在铺满桐叶的老街边，静静反刍岁月；我们会在寂寥残冬午夜梦回，独听夜雨敲清寒，静静追怀往事……在这些或温柔或冷寂的日子里，缓慢地理性地去审视曾经的过往。
和一位百岁老人相比，我依然还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何其幸运，在我尚且无知的时候，有这样一位智者及早地提醒我：为了回来时坦然从容一些，去的时候不妨走得慢一点，慎重点。为了归程中坦然从容一些，去的时候不妨走得慢一点，慎重点，力免“隔夜痛”。
对杨绛的阅读，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对于杨绛的思考和理解，却似乎在掩卷的一刻才真正渐渐醉入。我一直坚信，一个读书人一生都会保有读书人最基本的操守和气节。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感到深深的失落和迷茫。直到读了杨绛，我才恍然明白：“读书的人”，不等于“读书人”。不是我的信仰出了问题，只是我对“读书人”误解太深。
现在，每每在现实或虚拟的世界里，遇见那些爱在精神的世界里修篱种菊的女子，总是忍不住说，读读杨绛吧。她会教我们如何读人、阅世、为我：
把自己放到最低。“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守住人的底线，唯真理与良心之首是瞻，做你该做的人，做你想做的人，写你想写的字。九蒸九焙，九死而不悔。
杨绛走了，世上再无“我们仨”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医院病逝，享年岁。一百多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杨绛的风华，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惟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自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
但从那时起，杨绛就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已没有什么可以扰乱她平静的心灵。杨绛开始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钟书的学术遗物——她把这叫做“打扫现场”，每日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在她身上，人们往往忘掉时间的残酷：一百多年无情而漫长，而这位女性始终一如既往的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也给予温暖。
不看书，“一星期都白活了”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父亲杨荫杭对杨绛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八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十二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从小学习好，但也个性顽皮，上课时姓马的老师讲“白马非马”的典故，她调皮回说：“不通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闹得同学一片哄笑。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拒绝费孝通，与钱钟书“缘起一面”
年，杨绛17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inlov（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费老还主动送钱钟书邮票，让他写家信回家。钱钟书想想好笑，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最贤的妻”，《围城》名句出自杨绛之手
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年，上海沦陷，第二年，两人携女回国。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留在上海，在老校长王季玉的力邀下，推脱不过任了一年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这也是她生平惟一一次做“行政干部”，其实一贯自谦“我不懂政治”的杨绛，正是毕业于东吴大学的政治系。
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杨绛泰然周旋，第一时间藏好钱先生的手稿。解放后至清华任教，她带着钱钟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系，因为钱钟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钟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钟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支持。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幕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名声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着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许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外柔内刚，经历的磨难与风骨
年，形势越来越严峻，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这下炸窝了，杨绛立刻被批。当时文学所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只有杨绛在被逼问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时，她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金刚怒目”的一面，让许多人刮目相看，始知她不是一个娇弱的女人。
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钱钟书任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
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
那十年，钱杨夫妇备受折磨，亲人离散：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沉重的伤悲未把两人压垮，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评论着作《管锥篇》，而杨绛也完成了译着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
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赞赏杨绛文字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淡淡地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
“最才的女”，创作翻译双高峰
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年英文级史、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求学清华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备受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是被他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
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陪钱钟书西方游学，也未攻读任何学位，但她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乔叟以降的英国文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
钱钟书从昆明回上海后想写《围城》，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在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尝试写了部四幕剧《称心如意》。没想这位自称业余的剧坛新手“出手不凡”，第二年《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时“引来阵阵喝彩声”，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
新中国建立后，知识分子普遍遭受冷板凳的待遇，翻译无疑更为“安全”。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追溯到清华读研时，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她英文虽棒，也从未学过、做过翻译，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考”。交稿时叶公超却连连称赞“很好”，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她翻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贡献。
写于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清洗”，一部《洗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类知识分子在运动期间的众生相。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走到人生边上，淡泊自在
从年开始，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钱钟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四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勇，唯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
这也是她一贯身心修养的成果。据杨绛的亲戚讲述，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步。
当然更多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与钱钟书一样，出了名的不喜过生日，九十岁寿辰时，她就为逃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年7月摄于三里河寓所
杨绛，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少年时代先后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读书。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当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年与钱锺书结婚，同年夏季与丈夫同赴英国、法国留学。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年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绛先生的第一部作品为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于年初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年代初，她连续创作了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这两部剧本写作和上演于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年代以来，是杨绛创作的“新时期”，她以散文和小说两方面的创作成就引起世人注目。其散文代表作《干校六记》出版于年，畅销于整个年代，在港澳台均出版了繁体字单行本，并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小说代表作《洗澡》（意即洗脑筋,系国内最早反映知识分子改造的文学作品），出版于年，在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很大反响，作品亦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作为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先生写过多篇评析西班牙和英国文学名著的理论作品，如评论《堂吉诃德》、《小癞子》（LazarillodlTorms）和《塞莱斯蒂娜》（LaClstina）等的文章，以及论英国作家菲尔丁等。
作为翻译家，杨绛先生的文学翻译成就卓著，除《堂吉诃德》外，她还翻译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AlainRnLSag:HistoirdGilBlasdSanyillan）以及古希腊散文柏拉图(plato)的“对话录”《斐多》(Phado)等。
跨入新世纪之后，杨绛先生在整理编订钱锺书遗稿之余，又创作了《怀念陈衡哲》、《难忘的一天》和《我在启明上学》等多篇忆旧散文；出版于年6月的家庭纪事散文《我们仨》，则因其真挚的情感和优美隽永的文笔而深深打动读者，成为年的超级畅销书。年，岁杨绛新书《洗澡之后》8月出版，这是杨绛先生在98岁后为其小说《洗澡》所写的续作。包括《洗澡之后》在内，数篇未发表的杨绛先生作品收入在年8月出版的9卷本《杨绛全集》中，《全集》共多万字。
链接阅读：《文化昆仑钱钟书》
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他年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年，在上海光华大学任外文系讲师。年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学习。年从牛津大学英文系毕业，获得副博士学位。同年，入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年写作《围城》。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年，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钱钟书受到冲击，并于年11月与妻子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年3月回到北京。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年1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钟书，顾名思义，钟情于书。据说，钱钟书最初不叫这个名字，他出生那天，有人给他父亲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父亲就取“仰慕先哲”之义，替他命名仰先，字哲良。后来，钱钟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父亲便为他正式取名“钟书”。此后，钱钟书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初出茅庐时的“横扫清华图书馆”，到后来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钱钟书一生嗜书如命。
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传统经史教育，13岁进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学习，接受西式教育。中西合璧的教育方式为他后来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治学方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少年时代的钱钟书，锦心绣口，汪洋恣肆，而且从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经常批评、挖苦、调侃别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不论是学友、师长、前辈，甚至自己的父亲都曾被他挑剔过。钱钟书的架子很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恕不奉访！”
年，19岁的钱钟书考入清华外文系，一时名震全校。当时，他的数学成绩只有15分，但他精深的国文造诣却无人能及，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到了清华园之后，钱钟书看清了许多学术名流的真面目，便更加狂傲起来。他甚至敢当面挑剔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和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不足。有一次，青年教师赵万里为钱钟书与同学们讲版本目录学，讲到某本书时，赵万里自负地说：“不是吹牛，这书的版本只有我见过。”钱钟书听了，张口就说：“这个版本我见过好多次呢！”
钱钟书的狂傲不同于常人，他狂得直率、自然、可爱，在狂傲的背后，他还有更重要的一面，那就是谦虚谨慎。他从不以自己的才华沾沾自喜，尤其在学问上，对自己极为严格。他创作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可谓尽善尽美，但他并不引以为豪，并对《谈艺录》“壮悔滋深”，对《围城》“不很满意”，对《宋诗选注》“实在很不满意，想付之一炬”，他对这些著作中的每个字句，每一条中、外引文都要认真查找核对，不厌其烦地修正、补订，逐渐完善。
据钱钟书的同学饶馀威回忆，在清华的一批同学中，钱钟书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钱钟书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最奇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得第一。对此，同学们佩服不已，许多同学乐于向钱钟书请教学问，而钱钟书在对同学的一次次帮助中，也得以更加出色地展示他的才学。学生时代念的西洋文学，像“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等等，钱钟书张嘴就来。
钱钟书不仅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名言佳句，并在书旁加上自己的评语，据说，清华大学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出自钱钟书。
不过，也有一些同学对钱钟书的才学产生了妒忌，感觉很不服气。同班同学许振德就因为钱钟书夺去了班上的第一名而忿忿不平，很想凭自己“山东大汉”的力气揍钱钟书一顿出气。对此，钱钟书颇有对策。有一次上课，许振德的目光总盯在一个女同学身上，暗递秋波，钱钟书发现后，便提笔在笔记本上画上许多许振德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图，题名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即将此画递给其他同学，一时成为笑谈。后来，许振德偶然有个不能解决的问题，钱钟书帮助解决，二人才化干戈为玉帛，成为要好的朋友。许振德称赞钱钟书：“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
钱钟书爱看书，吴组缃很佩服这位“书虫”。《围城》出版后，吴组缃看了更加佩服，给钱钟书许多“奖勖”，并认为《围城》是一部杂文式的议论小说。年，钱钟书访问美国时说：“吴组缃是一位相当谨严的作家，对于写作一事，始终觉得力不从心，所以自从《鸭嘴涝》出版后便搁笔了。”解放后，清华大学中文系请了吴组缃，西文系则请了钱钟书，他们又一起回到清华园。
钱钟书有个同学叫常风，两人同住一间宿舍。夜半时分，常风睡得又香又甜，鼾声大作，而钱钟书却常常失眠。看着常风熟睡的样子，钱钟书羡慕不已，便作了一首诗：“帘帷瑟瑟风初起，鼻息微微梦正酣。良夜羡君能美睡，不眠滋味我深谙。中宵旧恨上心时，此恨故人圣得知。一事无成空抱负，百端难解是愁思。”
大学毕业后，钱钟书收到了常风从太原寄来的一封信，说自己很不得志，想自杀。钱钟书看后大吃一惊，很替常风担心。为此，他特意给常风寄去一首诗：“惯迟作答忽书来，怀抱奇愁郁莫开。赴死不甘心尚热，偷生无所念还灰。升沉未定休忧命，忧乐遍经足养才。埋骨难求干净土，且容蛰伏待风雷。”后来，常风从消沉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年初，他给钱钟书寄来一封信，钱钟书很高兴，仍旧复诗一首：“朔雪燕云我亦思，输君先辨草堂资。何年灯烛光能共，满地江湖会少期。世态重轻凭得失，天心颠倒看成亏。哀情吉语真堪味，好梦无多说未痴。”
年11月4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第4次会议，通过出版科职员名单，钱钟书与曹禺同被选为《清华周刊》编辑。据说，当时钱钟书与曹禺、颜毓蘅三人被比拟为北洋军阀中的“龙虎狗三杰”。“龙”就是钱钟书，相当于袁世凯手下的王士珍。不过，钱钟书似乎不喜欢这个雅谑，他曾在一封信中说：“龙虎狗’一节，是现代神话。颜君（颜毓蘅）的英语很好，万君（曹禺）别擅才华，当时尚未露头角呢。”
年，钱钟书自清华毕业，当时清华研究院刚成立不久，老师们都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读研究生课程，为研究院争光，但他未置可否。四年级临近毕业时，陈福田、吴宓等教授想挽留他，都去做他的工作。有一次，陈福田教授说：“在清华，我们都希望钱钟书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我们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几分光彩，可是他一口拒绝了。他对人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未免有点过分了。”吴宓教授是个厚道、宽宏大量的人，对年轻的钱钟书颇为期许，对他的自负盛气也最能原谅。他对钱钟书拒绝进入清华研究院并没有什么不高兴，他说：“学问和学位的修取是两回事。以钱钟书的才华，他根本不需要硕士学位。当然，他还年轻，瞧不起清华大学的现有西洋文学教授也未尝不可。”后来钱钟书说：“20岁不狂是没有前途的，30岁以后还狂是没有头脑的。”他们的话相互验证了。
清华大学最终未能留住年轻的钱钟书，钱钟书回到了上海，到光华大学任教。他父亲钱基博当时在上海光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身体欠佳，召他赴上海，这是钱钟书南返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钱钟书已有足够的治学能力，他的知识大都源于自学，他不愿再听课了。也许还有一个未能对别人说明的原因，即他的目的是2年后出国留学。当时清华其他专业都可以出国留学，唯独外文专业不能，而且规定，大学毕业生必须要有两年以上的服务年限才能出国留学。
50年代，钱钟书已经是名震遐迩的大学者，据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同志回忆，每次他们进入线装书库，都会撞见他。他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不断地翻检书籍，不断地抄录、作笔记，常常忘记时间。有时，他会在那里向青年人介绍各类古籍，告诉他们这些书的插架所在，如数家珍。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线装书十分丰富，许多线装书的借阅卡上只有钱钟书一个人的名字。图书室当年收藏了许多好书，特别是珍贵的外文书，其中不少就是他帮助订购或搜寻来的。据说他精读的每一部书都反复批点，有的连两头和页边都写满了，再也找不到一点空地方。他的夫人杨绛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钱钟书撰著《管锥编》时，她为他整理、检点笔记本，整整费了两天工夫，装了几大麻袋，由此可见其治学态度非同一般。
钱钟书留下了很多佳话！
有一位西方女士读了他的《围城》后，慕名想见他，他回话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还不错，又何必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这位女士听后哈哈大笑，也就作罢。
年10月30日，是夏衍先生的生日。当时钱钟书和他一样，都因病住院。夏衍便让女儿给钱钟书送去一块蛋糕，钱钟书胃口大开，兴致勃勃地坐在病床上吃蛋糕。这时，一名摄影记者悄悄溜进病房，跪姿偷拍。刚开始钱钟书背对记者，没有理会，吃得津津有味，记者见状大胆起来，转到钱钟书的正面拍摄。钱钟书措手不及，为了保护尊容，只得撩起被子，连头带蛋糕一起捂进去，全然不管奶油弄得满被子，惹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一次座谈会上，一名记者见到崇拜已久的钱钟书，便不失时机地提问。关于《围城》，他问道：“为什么《围城》中的唐晓芙下落不明？”钱先生笑着答道：“人生不多的是下落不明’的情形吗？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首碰面，明天各分东西，而我的影像，在你们的脑中逐渐模糊，不就是淡出’的一个例子吗？”这名记者追问：“《围城》中每一角色，都被冷嘲热讽过，唯独唐小姐例外，偏偏她又是淡出’的，这两者中间，有什么关系吗？”钱先生忙不迭地说：“难道你的意思是说，唐晓芙是我的梦中情人吗？”逗得满堂开怀大笑。
年12月19日，“世界上惟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是一篇文章的标题，也正代表了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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