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贸市场不行了，开发别的供需渠道，

交易风险高了，涨价，越来越地下、越来越暴利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被当街宰杀的黄麂图/受访者供图

又有一只黄麂的脖子被划开了。卖家抓住它两条后腿——其中一条已被猎夹夹断，将它倒提起来。鲜血迅速流向下水道，十几个围观者聊得热络。黄麂发不出声，两只前蹄朝地面奋力蹬着。

这里是今年1月中旬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野味市场的一角。放血、割角、烫皮、拔毛、切块，都摊在马路边流水线操作。狍子那么大的黄麂，有人一买就是一整只，不知道来源于野生动物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正在全国蔓延。

截至3月12日20：00，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例，死亡例。国外累计确诊例，死亡例。

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以来，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都需遵守规定。20多年里，该法案经历了4次修订，刑法中也对非法猎捕做出明确的量刑规定。但各地的野味市场一直存在，盗猎屡禁不止。

2月27日，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王维胜表示，在疫情期间实施“最严野生动物管控措施”，全面禁止人工繁殖场所野生动物转运贩卖，禁止一切形式的野生动物交易。3月10日，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表示，拟将野生动物保护情况纳入中央环保督察。

尽管如此，多方新闻报道仍显示，疫情期间，浙江、河南等地均有人因非法猎捕野生动物被拘役，辽宁甚至有人戴着口罩去鸟市交易野生候鸟。

疫情期间，多地出现非法狩猎人士图/网页截图

同时曝光“顶风作案”现象的，还有国内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和反盗猎组织。多年来，二者分别在保护种群和打击犯罪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斐（化名），年出生，年8月全职加入民间反盗猎组织，近4年里拆捕鸟网、暗访农贸市场、和盗猎分子接头，身经百战。他的一线现场经历，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另一种视角。

以下是他的自述：

不亏本的买卖

我是从年开始反盗猎的。当时北京正在招保护候鸟志愿者，我刚刚辞职，又对爬山、钻林子很感兴趣，看到能去一线拆捕鸟网，果断报了名。

我本来以为首都不会有多少盗猎分子。巡视多了才发现，这里的非法捕鸟现象非常严重。四五环外的荒山、河边，只要是候鸟迁徙路过的地方，都能找到捕鸟网。核心地区能同时有4、5个猎捕点，一踏进去，能听见机器模拟的鸟叫声从各个方向传来，响亮、重复，争着引候鸟掉进陷阱。

无奈举报容易惩罚难。从法律上讲，在禁猎期用禁止工具捕鸟属于刑事案件，要拘留的。可北京的捕鸟人绝大部分是六七十岁的老头，他们涉案数量少，抓的鸟又是非重点保护动物，基本不会受到严厉惩戒。有个老头被我抓了三回，抓到当场放鸟，完全拿他没办法；还有个老头刚进森林公安局就躺地上“犯病”，不知道真的假的。

去年12月，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一位老人在自家房顶架捕鸟网。图/受访者供图

年9月，我和十几个志愿者接到爆料线索，在河北唐山端了一个候鸟盗猎窝点。这是我全职反盗猎以来协助森林公安办的第一个“大案”，现场共清点出只活鸟，裹着纱网的木箱子，每箱大约能装20只鸟，销毁了多个。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到野味市场有多疯狂。

只活鸟中有只禾花雀，这种学名为黄胸鹀的小鸟因被传有“壮阳”功效，在起步价为5-10元/只的野味交易市场，能卖到元/只。结果呢？以前和麻雀一样多的禾花雀从年到年实现了濒危等级“五级跳”，硬生生被人类从“无危”吃成“极危”。

然而，即便是盗猎这种级别的林鸟，最后的惩戒措施也十分有限。至少我遇到的案例大都是罚款、没收工具了事，判刑的很少超过三年。

倒不是说森林公安不好，大环境就是这样：小型林鸟哪怕卖得再贵，只要是非重点保护动物，都算不上刑事案件，只卖一两只的举报出去更没人管；重点案例按法定量刑标准，需要判刑的，有轻判趋势。

市场利润高，犯罪成本低，没人会主动终止不亏本的买卖。为了满足人们对野味的需求，他们甚至把猫头鹰变成农贸市场的肉货，把熊掌端到哈尔滨某学校食堂。

估计禾花雀快抓绝的时候，跟它体型类似的其它鸟就开始“壮阳”了。反正吃的人分不出来，拔光鸟毛煲汤，一盆一样能卖上千元。

合法之谜

现在提起疫情，大家都知道武汉卖野味的华南海鲜市场。实际上早在年，农贸市场卖野生动物的现象已经很严重了。尤其是抓野鸭全国出名的安徽省。

年6月，我们团队去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的农贸市场暗访。一连5个摊位，表面摆的是蛇跟蛙，一问水鸟、斑鸠、小型猛禽全有。我们直接去森林公安局举报（打电话经常会遇到非常拖延的出警），执法人员来了后，在每家都搜出了装着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小冰箱。

通过长期跟踪这些农贸市场，我们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他们越来越“合法”了。

在市场贩卖野生动物，需要有工商营业执照和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一处农贸市场，有6个摊位卖野味。我们在年12月举报过一次，他们只有执照，被查收了好几吨野生动物。今年1月，我们又接到这个地方的爆料，再去现场，他们摊位的墙上全贴了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

需要明确的是，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会规定经营的物种种类和数量，并且要求卖的野生动物必须有合法来源：一是养殖场，这是主要来源；二是合法猎捕，比如有的地方野兔泛滥，当地林业部门会按配额发狩猎证，让你按规定的时间、地点、物种、数量来打。

但这些商贩却拿着证找盗猎分子超范围大肆收购。好多我们举报的有证商家，一口咬定自己是养殖场进货，你让他拿进货单据，根本拿不出来。那些野兔、野猪的腿，明显是猎夹夹断的，他们还能狡辩成“为了假装野生的卖个好价格，故意为之”。

线上办证图/受访者供图

向上追溯，作为主要“合法来源”的养殖场也是同一番景象。

你会看到很多养殖场，在拿到驯养繁殖许可证后，迅速实现了野生动物的规模化人工繁殖。把保护、利用、科研等理由混在一块，他们办证很容易。

有的养殖场甚至本身就是盗猎窝点。我见过一个养野鸭的养殖场，水面下是一大张猎捕网。迁徙季节到了，他们会用拟声机器把鸟引下来。总之，外面抓的、天上掉的，只要一进来，马上“洗白”成合法的。

广东省江门市还有一家以科研名义办证的白鹭养殖场，这么多年也没研究明白怎么人工繁殖。要在高树上筑巢、在水里吃鱼的苍鹭，所在的养殖场全是水泥地。连筑巢环境都没有，你指着铁丝网里密密麻麻的上千只鸟说是在养殖场交配的？

可这些我们看来很常识的漏洞，有些林业部门带着地方的动物专家去例行检查，不觉得有问题。有证，就是合法。

所以，我们一直呼吁全面清查商业化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根本无法实现规模化人工繁殖的可以收回证件。不排除真的有肯烧钱、花大把时间搭场景研究繁殖的人，但庞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下，更多人为的，是搞个厂子赚钱。

和盗猎势力交锋

年全年，我们共向各地执法部门提供野生动物伤害线索条，收到反馈条。这个数据表现比年（提供线索条，反馈约条）要差不少。

我不好分析原因，只能说，举报远不是大家想的那么容易。

首先，远程打电话肯定成不了。敢公开贩卖野生动物的大都证件齐全，工商部门管不着。超经营范围的野味多藏在库房，林业部门看到有证，很少进去查。

其次，线下举报的限制非常大。去年，我们的志愿者在安徽省暗访到一个大型蛇类养殖场，在库房发现了三四吨收购来的蛇。他蹲到了收购现场，拍了视频，报了警，所做的一切却只能证明视频里的几条蛇是收购的。那人家就把这几条蛇放了呗，剩下的又是有证即合法。

血腥的野味市场图/受访者供图

线上线下都不好操作，我们便开始尝试非常手段。

宁夏固原市曾有三个“大贩子”，当然，谈不上穷凶极恶啊，是因为一直没人管才越做越大。我们假装成进货的酒店人员去参观，把他们说的“三四千只随时发货”“野鸡是药死的，狍子是电网电死的”“放到装香蕉的盒子里，大货车运到西安中转”全录下来。他们警惕性不高，一般不会发现。我们证据齐全，举报很顺利。

猛禽盗猎者要难对付得多。他们涉案金额高，做事隐蔽，很难见上一面。我和好多猛禽贩子远程视频过，有的“非要看看你”，我就戴个帽子露脸；有的要交定金，我就先和森林公安打招呼，别贩子没抓到，把自己搞进去了。

当交易谈妥了，我会说“找一个当地朋友帮我去提”。“朋友”其实是当地森林公安，约好地点，给公安报信，我们靠这种方法抓了不少人。

但有些检察院认为这属于“钓鱼执法”，不予判刑。

年10月，我们通过QQ群发现了一个河北省保定市的“大贩子”。他号称收了10只老鹰，要知道这属于特大案件，判刑要在十年以上的。

保定是猛禽迁徙必经之地，我们曾多次协助当地森林公安。我立即提供了交易地点，对方却告诉我们，之前办的几个案子检察院有意见，说是“钓鱼”，这次必须要一个志愿者与之产生实际交易。

我只好自己变成“当地朋友”。

交易时间定在晚上7点，贩子一会吃饭、一会失联，直到11点才现身。交易地点也换了好几次，最终选在一个很黑的河边路口。见到我之后，他打开了后备箱——8只老鹰，身上缠着黄胶带，4只头朝这边，4只头朝那边，眼睛发亮。

“打包的时候飞了俩。”他一边向我解释，一边拿起手机照明。我克制住内心的紧张，说开车过来装货，然后把埋伏在附近的森林公安带了过去。

那人撒腿就跑，森林公安追出了几十米，终于把他按在地上。

谁是野味市场的真正源头？

从我这几年的反盗猎经历来看，年下半年应该是盗猎分子最猖狂的时候。

那时短视频平台刚开始火，搜关键词“户外打野”，能看到很多人在上面直播捕猎过程、教捕猎技巧。他们留手机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