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大先生
陈丹青
今天在鲁迅纪念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讲到一半，他要是走进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休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鲁迅的性格、主见，不管在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怕不多了吧。
我们这代人欢喜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尊神。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反正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浑身痱子，一声不响”，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喜欢鲁迅呢？今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上世纪50年代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模样，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之处，尤其胡适，真是相貌堂堂，如今我们新时期新文学男男女女作家群，排得出这样的脸谱吗？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里面有陈公博、林柏生、丁默村、褚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置之度外、斯文通脱。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惊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
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副样子，你能想像吗？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衔接着西方十八、十九世纪。人家西方十八、十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样子，20世纪的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萧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张群那样的长胡子，或者像吴稚晖、沈钧儒那样光脑袋，古风倒是有古风，毕竟有旧族遗老的气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地“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摩登：五四中国相较于大清国，何其摩登，可是你比比当年顶摩登的人物：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鲁迅先生的模样既不洋派，也非老派，他长得是正好像鲁迅他自己。
我记得上世纪70年代《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外交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练，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这也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七彩给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的模样摆在一起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莫大的地位，他的模样被印刷媒体引用了七十多年，早经先入为主成为后世公众的视觉符号。是的，很可能是的，但这形象效应是互为因果的：时代凝视这形象，因这形象足以换取时代的凝视，这乃是一种大神秘，俨然宿命，而宿命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须，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般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陀思妥夫斯基一副苦相、尼采一副凶相”，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般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的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是他看得起萧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吗？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征得大家同意的。
“就文学论，就人物论，鲁迅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好玩”这个词，说来有点轻佻，是现在小青年的口头禅，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只好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70年了。70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愤怒激烈、嫉恶如仇、是“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综合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仿佛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平实地看待他，将他放回他生存的年代和“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涂料。那么，平心而论，在他先后、周围，可称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激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建共产党，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历乡村建设……这些人物不论成败，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
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杨杏佛、李公朴和闻一多，更别说真正造反的大批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论胆量，论行动力，论献身的大勇，论牺牲的壮烈，更在鲁迅之上。即便右翼阵营，或以今天的说法，在民国“体制”内敢于和最高当局持续争斗，不假辞色的人，就有廖仲恺、傅斯年、雷震等等一长串名单。据说傅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财政部长，他与蒋介石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就从来没听说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官吃过饭。
总之，鲁迅的时代，英雄豪杰爱国志士，多了去了。只不过五十多年来，许多民国时期人物被贬低了、歪曲了、抹掉了、遗忘了……在我们几代人接受的教育中，万恶的“旧社会”与“解放前”、文坛上好像只有鲁迅一个人在那里左右开弓跟黑暗势力斗。鲁迅一再说，他只有一支笔，可是我们偏要给他背后插许多军旗，像个在舞台上凶巴巴唱独角戏的老武生……
什么叫做“好玩”？“好玩”有什么好？“好玩”跟道德文章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来强调鲁迅先生的“好玩”？
以我个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超越层层叠叠油垢一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从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不断发笑，成年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我确信，他这样一句一句写下去，明知道有人会发笑。
我常会想起胡兰成。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因此成为一个旁观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鲁迅的年代是个小辈，没有五四同人对鲁迅的种种情结与偏颇，他的流亡身份使他没有国共两党在评价鲁迅、看待鲁迅时那种政治色彩或党派意气，所以他点评鲁迅，我以为倒最中肯。他说，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刁”，照他看来，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跌宕自喜”。
“跌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然而“跌宕自喜”也罢、“好玩”也罢，都属于点到为止的说法，领会者自去领会，不领会，或不愿领会的，便说了也白说。我今天要来强说鲁迅的“好玩”，先已经不好玩，怎么办呢，既是已经在这里装成讲演的样子，只好继续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为拍摄电影《鲁迅传》邀请好些文化人搞的谈话录，其中一部分是文艺高官，都和老先生打过交道。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千万不能给他描绘得硬梆梆。夏衍，是老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得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即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字叫唐弢。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譬如鲁迅跑来看唐，兴致好时，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拿支烟，嘻笑言谈。唐还说，那时打笔仗，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一本正经火气大，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我也讲讲，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前面说到夏衍，我本以为鲁迅根本不与他玩，结果据夏衍的说法，他们时常一起吃饭谈天，熟得很。
这样看来，鲁迅与所谓“论敌”的关系，半数是“熟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不熟不识的人，鲁迅怎样看待，人家又怎样看待鲁迅呢？我的一位师尊认识一位当年与鲁迅打过笔仗的老先生，50年代谈起他年轻时为文撩拨鲁迅，鲁迅回应几句，那老先生到晚年还得意洋洋地说：“好哉，我就给鲁迅先生一枪刺下马来！”说罢，哈哈大笑。
这样子听下来，不但鲁迅好玩，而且民国时期的文人、社会、气氛，都有好玩，开心的一面，并不全是凶险，全是暗杀，并不成天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我们的历史教育、历史记忆，是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另一面却给藏起来，总是不在场的。我们要还原鲁迅，先得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情境。
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较能够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譬如章衣萍太太回忆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鲁迅玩，瞧见老先生正在四川北路往家走，于是隔着马路喊，鲁迅没听见，待众人撵到他家门口，对他说喊了你好几声呢！于是老先生“噢、噢、噢……”的噢了好几声。问他为什么连声回应，鲁迅笑说，你不是叫我好几声吗，我就还给你呀……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关照要捡小的吃，味道好，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太太这才明白又在开玩笑，因她丈夫是个小个子。
这样子看下来，鲁迅简直是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照江南话说，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玩笑———那年他送书给刚结婚的川岛，就在封面上题词道：
“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
那种亲昵、仁厚、淘气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随时随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
但我们并非没有机会遇见类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这样可爱的无名的智者。我相信，在严重变形的民国时期人物中，一定也有不少诙谐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决不只是滑稽、好笑、可喜，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像。好玩，不好玩，甚至有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终于败给丘吉尔，因为希特勒一点不懂得“好玩”；蒋介石败给毛泽东，因为蒋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游戏的，豁达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我们再回头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们———康有为算得雄辩滔滔，可是不好玩；陈独秀算得鲜明锋利，可是不好玩；胡适算得开明绅士，也嫌不好玩；郭沫若风流盖世，他好玩吗？茅盾则一点好玩的基因也没有；郁达夫性情中人，然而性情不就是好玩；周作人的人品文章淡归淡，总还缺一点调皮与好玩———他虽也论到心里的所谓“流氓鬼”，即文笔偶尔“不正经”———可是论开阖，比他哥哥的纵横交错有真气，到底窄了好几圈，虽这说法不免有偏爱之嫌。最可喜是林语堂，他当年在乱世中提倡英国式的幽默，给鲁迅好生骂了好几回———顺便说一句，鲁迅批判林语堂，可就脸色端正，将自己的“好玩”暂时收起来———可是我们看不出林语堂平时真好玩，他或许幽默吧，毕竟是种种西式的刻意的自我教养，与鲁迅天性里骨子里的大好玩，哪里比得过。
这样子比下来，我们就可以从鲁迅日常的滑稽好玩寻开心，进入他的文章与思想。然而鲁迅先生的文章与思想，已经被长期困在一种诠释模式里。倒是胡兰成接着说，后来那些研究鲁迅的人“斤斤计较”，一天到晚根据鲁迅的著作“核对”鲁迅的思想，这“核对”一句，我以为说得中肯极了。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的、战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鲁迅书写的种种事物，反礼教、解剖国民性、鼓吹白话、反对强权等等，前面说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写，激烈深刻，不在鲁迅之下，时或犹有过之。然而90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翻出来看看，五四众人的批判文章总归不及鲁迅，不在主张和道理，而在鲁迅懂得写作的愉悦，懂得词语调度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戏性。
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看不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这不流露，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笑话，自己不笑的。
好玩与道德文章是什么关系？
我们单是看鲁迅各种集子的题目，就不过是捡别人的讥嘲，拿来耍着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还有那未曾结集的《五讲三嘘集》，真是顺手玩玩，一派游戏态度，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读，譬如《论他妈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日记》等等等等，数也数不过来。想必老先生一起这题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来。
历来我们称引鲁迅，尤其是编在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摁着孩子死命念的篇目——临了还逼着学生硬写什么“主题思想”之类——总是拣那几篇沉痛激愤之作，而许多绝妙的游戏文章，向来不称引。譬如那篇《阿金》，意思深得很呢。另有不少爽快的杂文，譬如《花边文学》中的《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当时的文人纷纷谈论，言不及义，此后迄今，也还没人比得过，查对日期，竟是同一天所写；《南腔北调集》另有两篇随手撩撩的短文：《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搁在今天看，意思也还精辟醒豁，也写在同一天——老人家显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鲁迅下笔，实在是讲快感的，他自己说他作文是被“挤”出来的，并非“文思泉涌”，我只信一半。因这又是他藏在胡子底下的“戏话”，几分认真，几分调笑，顺便刺刺煞有介事的文学家。而他所谓“匕首”之类，并不真要见血，不过刺着好玩，态度又常是温厚的。譬如《论他妈的》，语气把握得好极了，我们读着，自然明白他是在批判国民性的某一端，可是读到结尾，老先生另起一段，忽然这么写道：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农民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着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兴的“我的亲爱的”那种意思了。
我猜老先生写到这里，一定得意极了。
中国散文这样子到末尾一笔宕开，宕得这么恳切，又这么漂亮，真是还得看鲁迅。大家不要小看这结尾：它不单是为文章的层次与收笔，我以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非常体贴，既犀利，又厚道，既是激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一个愤怒的人同时很睿智，一个批判者同时心里在发笑，他的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学。
有这样浑身好玩的态度，鲁迅写文章便可尽管峭刻，然后套个好玩的题目，自己笑笑———他晓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别人高，晓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还要高———这样站得高，看得开，所以他游戏得起。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古今中外，没几个人可以做得到。
文章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是人格的维度———激愤、同时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忽而话又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人格的维度与张力。他的语气和风调，哪里只是峻急犀利这一路，他会忽而淳厚沉郁，如他的回忆文字；忽而辛辣调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而平实郑重，如涉学问或翻译；忽而苍老精辟，如《故事新编》；忽而温润出神，如《朝花夕拾》。而有一种异常绝望虚空的况味，几乎隐在他各时期的文字中，尤其是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糅杂在一起，难分难解。
高贵的品质
许多意见以为鲁迅先生后期的杂文没有文学价值。我的意见正好相反，老先生越到后来越是泼辣无忌、妙笔生花，越是深味“写作的愉悦”。有些绝妙文章，《古文观止》也不见相似而相应之例，雄辩如韩愈，变幻如苏轼，读到鲁迅的杂文也会惊异赞赏，因他触及的主题与问题，远比古人开阔而杂异；与西人比，要论好玩，则乔叟、塞万提斯、蒙田、伏尔泰，似乎都能找见鲁迅人格的影子。当然，鲁迅直接的影响来自尼采，凭他对世界与学问的直觉，他也如尼采一样，早就是“伟大的反系统论者”，只是尼采的德国性格太认真，也缺鲁迅的好玩，结果发疯，虽然这发疯也令人起敬。
将鲁迅与今人比，又是一大话题。譬如鲁迅的《花边文学》几乎每篇都是游戏文章的妙品，今日报纸上的专栏文章，休想请来这样的笔杆子。鲁迅晚期杂文，尤其是“且介亭”系列，老先生早就半自觉倾心于桑塔格形容巴特尔的所谓“写作本身”———当鲁迅闷在上海独自玩耍时，本雅明、萨特、巴特尔、德里达等等，都还是小青年或高中生。当生于光绪年间的鲁迅自认是唯物主义初学者时，当马克思主义在当年中国成为思想时尚时，他凭自己的笔力与洞察力，单独一人，大胆地，自说自话地，异常敏锐而前卫地，触及了二战以后现代写作的种种问题与方式。他完全不是靠讯息获知并实践这类新的文学观念，而是凭借自己内在的天性，即我所谓的“好玩”，玩弄文学，玩弄时代，玩弄他自己。
再借桑塔格对巴特尔的描述——所谓“修辞策略”、所谓“散文与反散文的实践”、所谓“写作变成了冲动与制约的记录”、所谓“思想的艺术变成一种公开的表演”、所谓“让散文公开宣称自己是小说”、所谓“短文的复合体”与“跨范畴的写作”，这些后现代写作特质不论能不能或有没有必要挪去比照鲁迅，然而在鲁迅晚期杂文中，早已无所不在。
而鲁迅大气，根本不在乎这类花招，不给出说法，只管自己玩。即便他得知后来种种西洋理论新说法，他仍然会做他自己———他要是活在今天这个被统称为后现代文化的时期，他也仍然清楚自己相信什么，怀疑什么，他会是后现代文化研究极度清醒的认识者与批判者。诚如巴特尔论及纪德的说法，鲁迅“博览群书，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
是的，我时常钦佩后现代文本，我们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只好借借别人的思想。但以我的偏见，他们似乎还是不及鲁迅———我们中国幸亏有过一个鲁迅，幸亏鲁迅好玩。为什么呢，因为鲁迅先生还有另一层迷人的底色，就是他一早便提醒我们的话。他说：他内心从来是绝望的、黑暗的、有毒的。
他说的是实话。
好玩，然而绝望，绝望，然而好玩，这是一对高贵的、不可或缺的品质。由于鲁迅其他深厚的品质———正直、刚烈、近于妇人之仁的同情心———他曾经一再欣然上当。许多聪明的正人君子因为他上这些当而贬损他。可是鲁迅都能跳脱，都能随即看破而道破，因为他内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与虚空。
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至今远远高于他的五四同志们，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够掩盖他，企及他，超越他。
然而鲁迅这种绝望的特质，说来并不见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在我们任意夸张而援引的那位鲁迅身上，偏偏被排除了“绝望”与“好玩”这两样特质———这特质，反倒是现代西方人能意会，即便如老牌左翼思想家葛兰西也说过“智慧上的悲观主义”这样的话，鲁迅听见了，或可引为同调吧。连我们眼中浅薄而开心的美国文化中，也有纽约大导演伍迪·爱伦无遮无拦的话：“你这样地悲观绝望，这样地看破一切，你惟一的反应就是放声大笑。”———其实，在鲁迅诅咒的古语中，早就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种因绝望而发出的笑，只是我们已经忘了、不用了，这个词，叫做“痛咥”。
鲁迅的话题，说不完的。我关于鲁迅先生的两点私人意见———他好看、他好玩———就勉强说到这里。有朋友会问：鲁迅怎么算好看呢？怎能用好玩来谈论鲁迅呢？这是难以反驳的问题，这也是因此吸引我的问题。这问题的可能的答案之一，恐怕因为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的文学，越来越不好看，也不好玩了。
当然，这也是我的私人意见，无法征得大家同意的。我的话说完了。
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
钱理群
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大家都说鲁迅的作品很难懂，但它到底难懂在什么地方？有一种说法是鲁迅的作品文字很难懂，或者说它的写作背景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现在研究鲁迅的著作比鲁迅的著作多得多。你随便找一本来，它就会给你介绍社会背景、有关的知识。我觉得，难就难在，到底鲁迅他在想什么，他要讲什么？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难。
鲁迅自己曾说过:“我所想的和我所写的不一样”，“我为自己写作和为他人写作是不一样的”。这就非常麻烦。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鲁迅自己有一个解释。他说，很多人都说我讲的是真话，但我并没有把我所想讲的话完全地说出来；很多人都说我很冷酷，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如果有一天，我把我心里所想讲的话，就是那些最黑暗、最悲凉、最可怕的话说出来，还有一个人愿意听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
鲁迅在年去世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我要骗人》。他讲了这么一桩事: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我”走出家门，碰见一个来为灾民募捐的小女孩。而当时正处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之下，所以鲁迅很清楚地知道，这小女孩所募的款，是不可能落在灾民手里的，她的募捐完全没有意义。但是面对着这个热情、天真的孩子，能告诉她说她做这事没意义吗？不能。不但不能说，还必须对她说:“小孩子，你做事非常有价值，我一定支持你。”于是鲁迅牵着女孩的手，走到一个商店，用大钱兑来小钱，再把小钱交给小女孩。小女孩紧紧地握住鲁迅的手，说先生你太好了，我代表全体灾民，对你表示感谢。鲁迅看着这小女孩越走越远，他的手上还可以感觉到这个小女孩手的温暖，但是正是这温暖像火一样烧灼着鲁迅的心，因为他骗了这个孩子。但是鲁迅反过来想，我能不骗这孩子吗？我能不骗人吗？他进而想到，当今之中国，难道是披沥真实的时候吗？我们能够把我们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吗？不能。所以“我要骗人”。
不知道诸位听了这个故事怎么想。说实在的，我每一次看到这文章，都受到一种震撼。我觉得一个人要说真话固然很难，但是，能够像鲁迅这样正视自己时时刻刻不得不说假话的困境，这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但是有谁像鲁迅这样敢于正视自己渴望说真话，但是又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骗人的这样一种深层的困境呢？
鲁迅说他是为三种人而写作。一种是那些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强而艰苦奋斗的志士仁人们。一种是那些正在做着好梦的青年。他要为这些人呐喊助威鼓劲。第三种写作对象非常特别，鲁迅说，我是为我的敌人而写作的。既然是为敌人写作的，就不能把内心的痛苦说得太多，不能在敌人面前显示痛苦。因此，他必须有所遮蔽。这就是说，鲁迅的作品就像冰山一样，有浮出水面的，但底下隐藏着更多东西，他的意思就表现在浮现和隐蔽之间。而且从根本上说，一个人的思想，特别是一个人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一种生命体验，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一旦用语言表达了，这思想就被简单化了，甚至可能被曲解了。所以鲁迅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我感到空虚。”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默默无言的鲁迅，才是真实的。
今天人们谈论得最多、读得最多的鲁迅作品，譬如《呐喊》、《彷徨》等，以及大多数杂文，基本上都是为他人写作的。真正为他自己写作的，鲁迅交待得很清楚，就是《野草》。
鲁迅说，《野草》里面有我的哲学，而且他说，《野草》是属于我自己的。他不希望青年们看他的《野草》，那是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东西，是最具有鲁迅个性、最属于鲁迅个人话语的一个作品。鲁迅的《野草》就成为我们去接近鲁迅灵魂的一个窗口，或者提供了一个途径。当然，即使是《野草》，也仍然有所遮蔽，只不过相对于其他作品来说，它遮蔽得少一点。
这里首先要交待两点:第一，《野草》是散文诗。诗是很难讲的，诗只能去领会；诗是含混的，要你去感悟。第二，鲁迅的哲学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鲁迅自己说过，有两种思想在不断起伏，一是人道主义思想，一是个性主义思想。《野草》集中讨论什么问题呢？是讨论作为个体的生命，它的深层困境这样一个问题。所以《野草》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它展现的是鲁迅哲学的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部。
直面生命的困境
首先我们谈第一个方面。鲁迅把个体生命放在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这样一个历史的纵坐标中，来考察人的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譬如对于将来，人类有种种幻想，西方世界有乌托邦，中国世界有大同，都是属于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人们总是想象着未来是无限完美的、完善的、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一个终结点，鲁迅把它概括成关于“黄金世界”的想象。
对此，鲁迅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有一天真的到了黄金世界，还有没有黑暗？鲁迅回答说，有，不但有，还会有新的死亡。为什么呢？鲁迅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他说人总是这样的:曾经阔气的人想复古，正在阔气的人想维持现状，还没有阔气的人想改革；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永远如此。到了黄金世界也是一样，当然黄金世界里“阔气”的概念可能跟今天不大一样，但是那个时候仍然有曾经阔气、正在阔气、还没有阔气的人。在一般人认为，好像黄金世界是个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世界，但是鲁迅却看见了新的矛盾、新的斗争，甚至看见了新的死亡。这就是《野草·墓碣文》里所说的“于天上看见深渊”。人们看见是天堂的地方，鲁迅看见的是深渊。由此，鲁迅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结论:“至善至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至善至美的未来，是人类给自己制造的一个神话。鲁迅的任务正是粉碎这个神话，《野草》很多篇都是粉碎这个神话的。
在《野草》里，鲁迅用大量篇幅塑造了许多文学的意象，而这些意象都象征着人类的某些方面的深层困境。这里我想举几个例子。《死火》是具有鲁迅式想象力的一篇文章。人类关于火有种种想象，总的说来，人们是把火视为一种生命的象征。但是鲁迅想象的是“死火”，集中了生命和死亡两种意思。我们看他是怎样展开独特想象的。他说，我做梦，梦见自己在山峰间奔驰，跑啊跑，突然从山峰上一下掉到冰谷里，往下一看，一片青白色，这青白色就是死亡的颜色。但是在一片青白色中，我突然看见了很多珊瑚样的红的影子。在死亡的颜色中出现了生命的颜色，这就是死火。于是，我和死火之间展开了一个哲学的讨论。死火对我说:先生啊，请你赶紧把我救出去，否则我将冻灭。我说好，我就把你带出冰谷。死火又说，你把我带出冰谷，我会烧完。我只能在“冻灭”和“烧完”之间作出一个选择。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在研究鲁迅的《野草·死火》所遇到的一个难点。后来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启发了我。那一年王先生正好七十岁。他说，我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什么事不干，这叫“坐以待毙”；要么像大家宣传的那样“发挥余热”，再努力奋斗，但这不过是“垂死挣扎”。我只能在“坐以待毙”和“垂死挣扎”这两者之间作有限的选择。你说怎么办？当时我一听，马上想起了鲁迅的《死火》。“冻灭”就是“坐以待毙”；“烧完”就是“垂死挣扎”。尽管最后等待大家的都是死亡，但是“烧完”和“冻灭”有没有区别呢？有区别。这个冻灭，他一辈子什么事儿不干，他的生命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光影，这是一个生命的空壳。这个烧完，虽然最后也是完，但他燃烧的那个瞬间是发出灿烂的光辉的，他的生命是充实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生哲学，就是生命的价值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结果所有人都一样，但是过程不一样。你奋斗的过程，你挣扎的生命，努力的生命，是充实的，是有价值的。而那浪费的、无所事事的生命是空虚的，是没有意义的，是生命的空壳。这就好像奥林匹克精神一样，贵在参与。这就是鲁迅《野草》的哲学，这正体现了鲁迅那种重视过程而不重视结果的人生哲学。这“冻灭”和“烧完”的命题实际上告诉我们，人的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极端的有限性。你不能把人的选择的可能性想入非非，人就是在冻灭和烧完之间作极其有限的选择。但是毕竟还是有选择的余地的，所以王瑶先生对我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因为垂死挣扎有一种挣扎之美。
《野草》里还有一篇《影的告别》。大家知道，影子的物理特征就是当正午阳光直照的时候，或者完全黑暗的时候，这影子就没有了，影子只能存在于明暗之间。鲁迅就用这种影子的形象，来象征自己这样一种“历史的中间物”的历史命运。“历史中间物”是什么意思呢？鲁迅说，就是要反抗黑暗，要和黑暗捣乱。当然不被黑暗所相容，因此黑暗到来的时候，这样的影子要消亡。同时，历史中间物的意义仅仅在于和黑暗捣乱，他的生命价值是和黑暗紧紧连在一起的，是实现在对黑暗的反抗当中的，因此当黑暗真正消失、光明真正到来的时候，这个历史中间物的价值也没有了，影子也要消亡。所以像鲁迅这样的历史中间物，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这“无地彷徨”四个字，实际上说尽了知识分子的深层困境。
第三个例子是《过客》。“过客”不断地往前走，半路上遇见一位老人，老人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谁？第二，你从哪里来？第三，你到哪里去？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又怎么离开的？你被一种你所不能掌握的力量抛到这个地球上来，然后又被一种你无法把握的力量带走了，这都不由你所掌握的。这说的就是人的生存本体的一种荒谬性、黑暗性和悲剧性。诸如此类，这都是人的现实的生存的一种深层困境。鲁迅的目的就是要人们正视这样一种深层的困境，引出他的现实主义哲学。
鲁迅反对三个东西。第一他反对“绝对”。绝对的、完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人的此岸世界的历史、社会、人性、现实都是有缺陷的。第二，他反对“完全”。完全的、毫无弊病的人生是不存在的。此岸世界的历史、现实、人生、人性都是有偏颇的。第三，他反对“永久”。永久的人生，永久的人性，都是短暂的。他强调人的生存本身、现实本身、历史本身的不完美性，有缺陷性和它的短暂性。他要我们正视这样一个此岸世界的现实。我们讲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正是表现在这一点上。他强调紧紧抓住“现在”，“现在”是鲁迅一个最基本的命题。
反抗绝望的哲学
现在我们讲鲁迅怎样横向地考察人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他者，可以概括为三种:敌人、爱我者和群众。
首先讲敌人。这是很宽泛的概念，就是你要办一件事情，对你形成阻力的东西。《野草》里有一篇《这样的战士》，他说这个战士，拿起投枪，向他的敌人掷过去，明明前面有个敌人，但当他把投枪掷过去的时候，那敌人不见了，就变成“无物之阵”。我们一般打仗是摆开阵式，敌我双方阵营分明，这是传统战争。而现代战争，敌人找不到但存在，这叫无物之阵。这无物之阵比有物之阵更可怕，就像我们中国传说的“鬼打墙”，你半夜走到荒野里，前面分明有鬼，一拳打过去，鬼不见了。就像办一件事情，分明阻力重重，你的事情办不成，但找不到原因在哪里，找不到反对你的那个阻力在哪里。
无物之阵有什么特点？首先，无物之阵实际上是你的敌人玩了一种花样，或者是反对改革的人的一种手段。一般来说，当我要做一件事情，提出一个革新的倡议的时候，反对你的人就要利用他的权力把你压下去。如果压不下去，他一定改变面孔。其实他是反对你的，但他对你点头微笑。其次，无物之阵其实就是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习惯势力，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这是最可怕的。鲁迅称它们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它一方面要杀人，阻碍你；另一方面，它没有名称，又不是故意的，甚至是出于善良的动机来反对你。鲁迅说，无物之阵可怕，在于它含混不清，有某种模糊性，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你就没办法了。
鲁迅谈第二个问题，是和爱我者的关系。“爱我者”也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父亲、母亲、老师、同学、朋友、兄弟姐妹等等，都是爱我者。那么是不是爱我者总能给我以灵魂的安慰和安宁呢？也不见得。鲁迅在《过客》里提出一个命题，叫做“诅咒爱我者的死亡”。这是一个很令人费解的命题。到底怎么理解？鲁迅举了个例子来说。他说我有一个八十岁的老母亲，她非常爱我，时刻关心着我的一举一动；当我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一件危险的事情，如果没有母亲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这件危险的事情。但是，因为有了母亲，有了母亲对我的爱，我在做这个危险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想，我这样做会不会给母亲带来痛苦，我就不能够按照我的意愿去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情。
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说，当一个战士或者一个人，要取得思想和行动的绝对自由的时候，这种爱我者的温情，常常会妨碍他的思想和行动的独立自由。因此，鲁迅得出一个结论，说人的思想和行动的独立自由，常常容易挫跌在爱上。爱固然可以给你以力量，但爱也会成为你的一个牵制。鲁迅在考察自我和爱我者的关系的时候，他发现了一种矛盾:一方面，渴望着爱我者对我的爱、理解和温情；同时，又恐惧甚至于要拒绝这样一种爱。渴望爱又拒绝爱，这就构成鲁迅这样一个具有强大的独立的自由意志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困境。
第三方面就是自我和群众的关系。鲁迅对中国的群众有一个高度的概括，叫做“戏剧的看客”。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不妨做个试验，譬如你跑到大街上，你在地下吐一口痰，假如你蹲下来看这口痰，不到十分钟，你周围会密密麻麻挤满一堆又一堆的人，大概都在看，看别人，同时被别人看。这是中国到处可以见到的现象，这就是中国所特有的“看客”现象。这高度概括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作为被看的另一种人，就像《药》里的夏瑜那样。他们怀着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牺牲，结果在《药》里面就转化成为茶馆里面大家议论的材料。也就是说，这样一些中国的志士仁人们，他的理想和崇高，在看客现象中都转化成为一种表演，从而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价值。所以鲁迅在讨论自我和群众的关系的时候，是充满了一种危机感的。
鲁迅在讨论自我和他者关系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无物之阵的一种可怕的消解力量，他看到爱我者所可能产生的消解力量，他看到群众作为戏剧的看客所可能产生的消解的力量，他都得到了十分绝望的结论。所以我们说，鲁迅内心是非常绝望的。但是当一个人绝望到顶点的时候，就会大彻大悟，这就是鲁迅所说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很多事情你之所以失望，原因就在于你原来抱的希望太大了。所以一开始，你就把所有的问题都看透了，都想透了，你就不绝望了。这就叫做“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绝望到底，就成了大彻大悟。所谓大彻大悟，就是看透了人生社会历史的局限性、有限性，看透了自我选择的有限性。大彻大悟之后，人们还可能出现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既然一切都如此，都看透了，那我就什么事也不做了，就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还有一种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前面是坟，但还要努力地往前走，要反抗，要奋斗。因此鲁迅的哲学就是要“反抗绝望”。
这种反抗绝望的哲学，其实包含两个侧面。一个侧面就是看透一切，大彻大悟，或者说就是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打破一切幻想，打破一切神话，清醒地面对现实中存在的一切生存困境，这是打破一切瞒和骗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态度。另一个侧面，就是采取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一种反抗绝望的哲学，是把中国传统哲学当中的道家、佛家的大彻大悟和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高度的结合。在我看来，这样一种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为其特点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是鲁迅哲学的核心，同时也是20世纪的中国所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精神遗产。
胡老师选编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