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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事主直到暮年、直到死，不敢说出真相，吐露内心，虽贵为“鲁迅的儿孙”，自也该当逆来顺受。许先生逝世后，海婴又独自忍了三十多年，忍到写成这本书。
——陈丹青
十多年前，我有幸得见海婴先生和令飞兄。相对坐下，自不免谈鲁迅。一顿饭工夫，我注意到他俩彼此提到父亲、爷爷，多用“鲁迅”称之，显然长久说惯了。
是啊，“鲁迅”二字似与家族无涉，属于超级名词。端详这对父子面相，我找寻着鲁迅，同时，确也想不出海婴与令飞能有别种合宜的叫法。对人提起至亲，中国人早先的称谓之学，原极复杂，当年鲁迅写信称萧红为“兄”，“二萧”甚诧异，鲁迅遂列了好几个专对女性晚辈的旧称，以为不妥，遂以称呼晚生常用的抬头。此举固有戏谑之意，但也并不乖悖旧时的规矩，鲁迅致书母亲，抬头便一律是“母亲大人膝下”。
我于是忽发奇想：鲁迅童年失祜，倘若他的父亲生前著名到像他那般，以鲁迅作文说话的分寸感，与人谈起，会是怎样择词？本世纪初海婴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我猜没有读者会对海婴以“鲁迅”代指父亲而有所异议。这是自五十年代鲁迅被神话后演成的大众积习么？不尽然。曾有文章记述年地下党派员接触周作人，劝他勿与日伪往来，及早出京，周作人答曰：“我还得赡养老人家，她是鲁迅的母亲呀！”
这话，难以驳诘，亦属实情，而就中消息殊可寻味：当其时，“鲁迅”与“鲁迅的母亲”已是周作人的一张牌。此后，“鲁迅的儿孙”因为“鲁迅”，便是另一种人生了。
年的全家福，海婴先生之女周宁出生百天纪念
今周家人儿孙满堂，已到第四代，与我同龄的令飞兄竟做了外公了：这是周树人料不到的。从令飞出生的年返回鲁迅逝世的年，以传统说法，许广平先生与海婴实在是一对孤儿寡母，就中的酸辛，外人无法体味（许先生还曾在狱中忍受过日本人的酷刑）。其间虽经鲁迅旧友时时关照，母子俩的处境，毕竟凄楚难挨。
年后，天下大变。直到年许先生逝世，整十九年，以现代汉语说来，这对母子忽而成为“高干”与“高干子弟”，且位居上层，宋庆龄辈频频出席的不少国事活动，便有日后入党的许先生在侧，遇要事，时或惊动周恩来亲自过问。海婴令飞父子则先后成为党员：此也“鲁迅”绝对料不到之事。
至此，这对孤儿寡母的苦境彻底结束，足堪告慰鲁迅在天之灵，可以想见，许先生母子该是怎样地扬眉吐气啊！然而通读本书，直到海婴七十一岁，海婴全家因“鲁迅”威名而承受的种种遭遇，莫可名状，诚令人哭不得也，更笑不得。
举其要者：周树人的绍兴故家与京沪私宅全部收归国有，辟为纪念馆（九十年代绍兴政府曾赏海婴一把荣誉市民的钥匙，海婴对我笑说：“我拿这把钥匙开哪扇门呢？”）；早在年东北刚解放之际，“鲁迅”遗稿版权全部奉捐，此后及今，民国第一文豪的妻儿无法享受分毫版税（挨到八十年代末版权法确立后，海婴依法申诉，随即被舆论公开责难）……到了八十年代，令飞在日本与台湾姑娘的婚事遭两岸当局再三规避或为难，为此，海婴被胁迫与令飞中断父子关系……
凡略知昔年政治生态的读者，自会清楚什么叫作“鲁迅”的“政治遗产”，但此前外界很难想象周家也难免被祸。而以上事故仅只发生一件，搁谁家都是大为难、大伤害，周家却是一桩接着一桩，跨越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以下仅只说家家户户的大事：海婴的住房。
许广平先生在大石作旧居，时约一九六零年
进京之初，许先生自购大石作胡同房产，因参与高规格国事而有种种出入上的不便，遂由周恩来荐往景山前东街一处公房。或曰，此即高干待遇啊。是的，之后的故事也是当时的“国家规定”——今房产私有的万千住户已难理解了——许先生甫告去世，国务院相关办公室即令海婴全家限时迁出，大小家具杂件悉数上交，包括电灯泡，后院的花木也令拔除，连同从鲁迅故居老枣树接引而来的小枣树。
京沪鲁迅故居是公产，海婴休想去得。大石作旧居是许先生私产，照样去不得，因早有四家军属全数占用。八十年代产权法步步明确，海婴始得申诉要回，遭军方坚拒，并在调查报告中指说海婴是“坏人”，几经交涉，仅以两居室抵充——返回年，匮乏时代，骤然置办新家谈何容易，海婴一家六口被撵到三里河某处，孩子们长期的床铺，便是临时拼搭的小木箱……
这就是“鲁迅遗族”的“高干”待遇，倘非海婴交代，外人万万想不到的。原文细节太多，引据太繁，读者自去详读吧。最为荒谬而令人心寒者，我以为是版税问题。其间有许先生“主动”捐出的难言隐情，有母子俩面对的漫长窘境。外界的高调、指责、风凉话，说过便说过了，身为“鲁迅的儿子”，什么滋味？
一九四八年初入解放区时，在沈阳遇到的那种刻骨铭心的尴尬。一向依赖为生的父亲版税，转眼之间成为“可耻”的事。最为难堪的是连接受我们向学校的捐赠，也推三阻四，像是一笔不洁之款子。我们日日相伴的是飞短流长、冷眼相向。这记忆太痛楚，太不堪回首了。
平心而论，海婴的陈述是质朴的、克制的，全书唯写家事，不涉其他，但“日日相伴”的积郁则临老不得宽解。或曰，当年全国上下的受虐者密密麻麻，比周家惨苦离奇的境遇有的是，俱皆忍了下来，熬了过来，无数事主直到暮年、直到死，不敢说出真相，吐露内心，虽贵为“鲁迅的儿孙”，自也该当逆来顺受。许先生逝世后，海婴又独自忍了三十多年，忍到写成这本书。
“鲁迅”现象是现代中国的特例，远远超越祸福，超越周家，但周家每个成员须得一件件承受，包括令飞兄妹过夜的木箱，加上对岸那位“鲁迅”的孙媳妇……醒豁的读者自会从书中确认：海婴所“不堪回首”者，并非当年人人承受的艰辛、匮乏与侮辱，而是鲁迅身后的世道对“鲁迅”用之太狠、又对周家欺之太甚啊。
言重了吗？我佩服海婴写出了这本书。我也佩服令飞，今次再版，他将标题改为“直面与正视”。直面什么？正视什么？据本书尾端的披露，倒是毛润之先生年说的话，最为中肯。
周海婴先生
“小乖姑”，是旧时江南人家叫唤孩子的流行戏言，也是鲁迅叫唤海婴的昵称。“你爸爸快要死啦！”鲁迅逝世两天前，小乖姑放学路中忽听得云端里有声音向他说道……回想海婴，我眼前总会看到那幅照片：这七岁丧父的男孩坐在鲁迅书房中，孱弱而无辜。
现在“小乖姑”也死了。我见到海婴先生那年，他七十多岁，慈蔼、诙谐、谦抑，与书中忍无可忍的主角，也像，也不像。看他青年时照片，单纯而有贵气，总觉我小时候隔壁弄堂见过这等老上海的公子哥。那天聚会后的讲座，年轻人问海婴顶喜欢鲁迅哪篇小说，答曰《铸剑》。我当下神往，佩服海婴的直觉，然而此刻忽有一念：《铸剑》开首便是写的孤儿和寡母——鲁迅自己的命，也是童年丧父。
鲁迅反顾亡父的文字，短促而惨苦；海婴追忆亡父，却是本书最温柔的段落——虽然这顽童的行状其父早有描述——哪家孩子会忘记暑天长了痱子、闯祸伤了手脚，乖乖伏倒，由慈父静静涂药包扎的片刻吗……可怜“鲁迅与我七十年”！其实海婴和亲爹的缘分只得七年——以儿童能有的记忆，不过三四年——及长成人，他后半生的记忆不可能覆盖那太过短促的幸福。当他和母亲妻儿接连迎对飞来之福、飞来之祸，他一定怀抱所有人无法测知的情感，不断不断潜回七岁前的岁月，想念亲爱的爸爸。
这是一份绝望的想念，亦且无解。海婴当然明白，全家的福祸只因爸爸；但他不能抬头动问：“鲁迅”，难道是苛待周家的肇因？从七岁到七十岁，这绵长无望的想念寻获唯一的出路：他写成这本书——在令飞看来，这是“直面与正视”，我却从本书的絮语中分明读到，海婴，是在对爹爹诉说。
陈丹青
年8月5日写在纽约
《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
周海婴/著
高高国际/作家出版社
周海婴
周海婴，鲁迅和许广平的独子，至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年起在国家广电总局工作。后任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厦门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北京鲁迅中学、绍兴鲁迅中学名誉校长等，年4月7日凌晨在北京逝世。
将我的爱，送给你碰巧遇到的任何孩子们。
——刘易斯·卡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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