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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的心情总是急迫的。虽然与过去相比，发达的交通让空间距离几近消失——近两千公里的距离，不过是不到三个小时的飞行里程。

让人跌宕的是心理距离：与故乡亲近又显得陌生，触手可及又似乎隔膜千里。而深秋近冬的天气、景致更让人感受出故乡异乡的不同：江南绿植依旧，塞北已然荒草萋萋。

01

一望无际的丘陵草原上，除了荒草，就是山石、沙土。湛蓝的天空下，永远漂浮着大小不均的“棉花团”云锦，让人心理空落，有梦幻般的感觉。

从地市所在地，摇晃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县城。我们县是整个乌兰察布地区人口最多的旗县，也不过33万人。据统计，县城里有七万人居住。而比邻的一个旗，全旗人口只有两万上下。

这是户籍人口统计。由于这里没有多少像样的企业，外来人口很少。而本地户籍人口中的相当大一部分，都在外地打工，已经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徒留户籍在故园。

整个县城的经济主要靠公务员、事业单位人们的固定收入激活。街道两边的商业门店，除了销售日常生活用品，就是大小不等的各色饭店。生意清淡，不得不靠各类关系来守住微薄的利润。而人情的往来价格，与其收入相比，却十分惊人：在结婚、升学庆典、孩子满月、12岁庆祝等各类名头下的邀约，将不产生多少价值的钱从这里流向那里。这类人情往来动辄两千三千，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个负担。我的一个同学说，十一假期，他将有一万多的此类支出。

这里村庄的萧条与以浙江为代表的华东华南地区的村落“繁华”形成强烈的反差。一如既往干旱的土地上，是历经风霜的杨树，无人打理，歪歪扭扭，记录和见证着这里一个个村庄的落寞与辉煌。

我们这一代人的下一代，基本都随着曾经年轻的父母打工的历程出生于城市城郊，生长于这里，他们对于我们扯不断的故土情结始终无法理解。

由于年龄增长体力不支无法再在城市生活或不愿意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最初一代打工者，除了少数可以继续维持城市里的简单生活外，许多不得不选择回老家，就像几十年前他们试试探探、继而义无反顾走向城里一样。不同的是，这次他们要在新的时代的新政策下寻求新的生活意义和最后的人生价值。

02

回乡途中带了这本《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回顾一下本世纪初的十几年中国乡村的变化。

这20年加上20世纪的最后近20年，是中国乡村变化最大的历史时期。进城打工补贴家用、“半农半工”的最初想法逐步变化为追求进入城市立足的意愿。特别是本世纪之初的年，数百上千年的农业税赋废除，农民负担大大减轻，对农业补贴的力度逐年加大。

而城市化推进已久。大概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农民从不足以带来全家幸福生活的土地上脱离出来，进入附近的城市城镇，寻求农业之外的生活收益。

城市开始的建筑业给了进城农民打小工的机会。及至九十年代末期废除福利分房，住房商品化开始，更多的建房需求让农民工找到了更多的机会，农民进城随之成为单向潮流席卷全国。

从不到20岁进入城市直到50岁，三十多年的时间，有多少人乡村人追随这一世纪潮流，共同推动起中国的城市化浪潮。

就这样几十年过去了。期间政策的反复，农民自身适应能力都让这个城市化进程充满坎坷。即使现在许多省区统计出来的城市化率，也是虚高、不准确——仅仅以居住在城市半年以上的人为标准来计算城市人占据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来确定城市化率。

这显然只是一个大概。每逢经济不景气，就会有大批农民返乡种地，城市化率马上掉头向下。

城市化率当然没必要刻意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才是最重要的。目前人户分离现象非常严重，户籍制度曾经阻碍人口流动的能力现在基本消失。就以我们村为例，户籍人口基本和三十年前没有多少变化，而真正居住在村里的，连百分之十也不到。

一如我的家乡，产业振兴对于中国中西部农村的意义更甚。现在农业技术以及大片土地的流转成规模发展，是这里更有深远意义的出路。而认真恢复生态、将优化的生态环境做到与三产的融合、发展特色生态农业及其深加工可能会给这些村庄带来更好的前景。

这些都需要人口的聚集而非七零八落的分散。在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前所未有加大的情况下，这些曾经凋敝的村庄，也会有一个可期待的未来。

这是我们一致的心愿，也是我们给故乡村庄奉上的深深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