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与中国文化1
故事要从两个国家图书馆馆长讲起。
第一位馆长是任继愈先生,他曾经论述过,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深受道教和佛教影响的儒教徒。
任先生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
除此之外,任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把儒、释、道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他认为儒释道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
而且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绝不下于佛教。
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
那么他所论述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深受道教和佛教影响的儒教徒”,在中国哲学史的理论上肯定是有足够大创见的,且不论老先生所论到底是对是错,我们且去慢慢分析。
这时候,我们就得去研究另外一位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这位馆长名气就大多了,不像我们任老先生,虽然和季羡林老先生同一天仙逝,对中国哲学史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却鲜有国人记得他,比起一个娱乐明星来,老先生的名气明显小多了。
这位馆长论起来,空间上多多少少还是我的老乡,不过时间上就差的远了去了。
他是周朝国家图书馆馆长李耳,人称老子。小时候喝过李耳大曲,觉得不仅味道好,而且很便宜,长得后才知道,李耳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多么巨大。
关于他的神话传说有很多,但真正可考是的他出函谷关之前写了《道德经》,《道德经》和《易经》和《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
可以说,中国故事或者中国文化和这三本密不可分。
《道德经》是老子写的,《论语》是孔子的学生记录其言行而写,皆被后世奉为经典。
那么《易经》是谁写的呢?小时候就背诵过“文王拘而演周易”,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但后世很多史学家也不这么认为,有的是成书于春秋战国,有的说西汉。本文采用顾颉刚的观点,就认为是西周,周文王所书。
周文王那时候还叫做姬昌,因琐事被商纣王拘禁,左盼右盼也没人来救他,实在无聊,就在监狱里,把祖先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总结了一遍,就编成这本非常经典的《易经》,又名《周易》。
中国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先民们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产生了对神的崇拜,认为在事物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支配着世间一切。
当人们屡遭天灾人祸,就萌发出借助神意预知突如其来的横祸和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欲望,以达到趋利避害。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这个神到底是谁,先民们并不知道,姑且称之为自然吧。
《周易》这本书实际上就在解决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人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之后,周朝又出了一本书,叫做《周礼》,《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范,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用现代话来说,《周礼》规定了规矩,稳定了秩序。
《周礼》解决了另外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人与人如何和谐相处。
《周易》解决了“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周礼》解决了“人与人如何和谐相处”,于是就有了中国历史一个伟大王朝延绵了八百年,从BC——BC。
尽管很多学者认为因为分封制形成诸侯相互牵制的局面和礼乐制度下对周王朝的认同感,也就是所谓文化控制,周朝才会存在长达年。
但是谁都无法否则这两本的价值,最起码当时的社会秩序是很稳定的。
但是八百年之后,就不一样了。
首先是诸侯力量越来越强大,比如齐桓公就绕开周天子,自己召开诸侯会议,叫会盟。这当然不和礼法,但是齐桓公小白说了,我实力强大啊,你奈我何?
更过分的是楚庄王,不仅北伐,而且向周天子的使者询问九鼎的重量,大有夺取周朝天下之势。还因此造了一个词语叫“问鼎中原”。
这两件事都很严重啊。
震彻九州啊。
这说明周礼被破坏了,八百年的美好生活就此结束了,这不行啊,必须得回去了那个美好时代,也就是“复周礼”。
于是各界人士都着急了啊,比如教育界的代表孔子孔老先生,他就很着急,怎么办呢,由于他是民办高校的先行者,还是有点想法的,有一天突然就悟出来了答案。
这个答案也就一个字:仁。
如果我们能把“人”教育到“仁”的地步,那不就结了。
每个人都是“仁人”,都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这个社会不就又回到周朝的美好时代了吗,这可是“复周礼”的标准啊。
教育界代表孔先生提出了“标准”,但他不知道怎么才能达到这种标准,于是他想啊想,还是去求教于当时周朝最有学问的人,他就是我们的男主角,老子。
公元前年的一天,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随即请示当时鲁国的国君。得到鲁国国君的批准后。排遣一辆二马拉的马车,一个书童,一个车夫,由南宫敬叔陪孔子前往东周。
从鲁国到洛阳,路程也不近呢,今天就是坐高铁,估计也得俩仨小时。何况当时只有马车呢。
到底老子教了孔子什么,不得而知,尽管历史上有无数好事者,纷纷猜测,写出了很多的经典故事。孔子见老子,如同孔子见南子一样,估计也是一个千古悬案。
但以孔子和老子的智慧,不会只谈一些无聊的东西,一定会涉及到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如何回到周朝的美好时代,也就是“复周礼”,老子图书馆界的代表,或者是出版界的代表,也给了他一个字做答案,这个字是什么,经过我多年的摸索和考证,认为这个字就是孔子苦苦追求的方法,孔子提出了“标准”,也就是“仁”,但方法不知道,这才是他不远千里去洛阳找老子的终极原因。
老子并没有让这个年轻人失望,给了他方法,一个字:道。
道法自然。
孔子竟然满意而归,回家以后就对老子大夸特夸。
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弟子问。“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弟子们苦思不得解。孔子就亮出了底牌:道。
道法自然。
以当时智慧最高的两个人之间的对谈,以及《周易》这本经典来推断,这个时期,其实人们还在寻求道。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先民害怕上天会发怒,会刮风会下雨,会闪电,哇塞,上天发怒了,赶紧跪下来,求求上天求求神,别发怒了,我们服了。
但是我们的先民并不知道神是谁,到底谁在发怒呢。
不知道,大概是天。
天是什么,其实就是自然或者自然现象。
这个时候,我们华夏文明中所崇拜的就是自然。
再后来,就是开始母亲,因为那个时候是母亲,比如女娲,因为孩子和母亲待的时间更长,所以产生对母亲的依赖和崇拜很正常。
然而,我们的先民很快被改变了。
被两个东西改变了,是什么呢?
是文字和小麦。
文字使得我们作为智人能够理想,能够谋划,能够配合,大大改变我们这种人种的智力水平,消灭了很多其他不同的人种。
我们的大脑结构开始急剧进化,使得我们越来越区别于动物以及其他人种。
而小麦,更厉害,它直接驯化了人类。
以前的先民们,每天都是靠打猎才能活下去,每天为此奔跑超过60公里,过度的劳累,使得他们的寿命都不长。大概三十几岁就不行了。
那个时候的人类其实还蛮弱的,跑不过老虎,干不过狮子,甚至老鹰也会欺负人类,比如一个动物被老虎或者狮子干掉了。老虎或者狮子先吃最好的肉,然后酒足饭饱,满意地找个地方睡一个美容觉。
下面就轮到豺狼了,豺狼一看,狮虎都睡觉去了,别误会啊,是各自睡觉去了。豺狼赶紧把内脏掏一掏,也就将就着算一顿饭吧,谁让自己的武功比不过狮虎们呢,豺狼也满意而归。
紧接着老鹰和秃鹫来了,把骨头上狮虎以及豺狼啃不走的腐肉再啄一啄。
最后,才轮得到人类,人类过去一看,靠,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几根光秃秃的骨头,妈的,你们这些狮虎狼鹰,也过分了吧,一点东西都不给老子留,人类很郁闷,看到旁边有一块石头就发泄性砸向仅剩的几根骨头,哇塞,奇迹出现了,骨头被砸碎以后里面有骨髓,吃他娘的,最重要的是人类发现骨髓比肉还好吃,当然最最最重要的是,人类从此学会了使用工具——石头。
石头既然可以砍骨髓,那么也可以砍其他东西啊,于是石斧、石镰、石锤子都出现了。
这一次,人类和动物彻底分开了。
老子会使用工具,老子就是人类。
狮虎狼鹰,你们再牛逼,你们不会使用工具,你们还是动物。
人类的面孔上第一次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即便是这个时候,人类崇拜依然是自己的母亲,毕竟是吃娘的奶长大的嘛。
但是后来人类发现了一种东西,就是小麦。
野生的小麦竟然可以吃,可以填报肚子。
最重要的是来自柘城的炎帝竟然发明了一种栽种小麦的办法。
找一块地,就能种小麦,这个发明实在太伟大了,于是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化,仰韶文化。
既然有了种小麦的地,就得有人照看,历史的重任又一次落在了女性身上,因为每个月总有几天身体不舒服,再加上生完小孩以后身体比较弱。那么就在家看着小麦吧。
这个变化使得女性的体力开始比不过男性了,再加上直立行走使得她们的骨盆变窄,生起孩子来,更加艰难。
而男性一如既往地去打猎,雄伟而有力量。
对母亲的崇拜的孩子们,开始更加喜欢能够带来各种野味的老爹。
也是一个悄悄的变化。
但是对历史确实一个重大的转折。
生长在中国这片热土的人类从崇拜母亲开始转向崇拜父亲。
除此之外,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的民族,感恩是我们的基本美德之一,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禹,再到夏商周,无一不是对自己的祖先感恩戴德的,我们固执地认为我们今天能有这么好的生活,全部依赖于我们的祖先。
所以,在远古时代到今天,我们一直崇拜着自己的祖先,每年过年一定要祭拜祖先,向祖先祈祷保佑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幸福安康。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先,各自的祖先只负责保佑自己的家族,也就说每个家族所崇拜的神,都是自己的祖先。
这就导致了,中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神。
这是一个问题。
很大的问题。
因为祖先不同,就会有家族的不同,也就有了民族的不同,地位的不同,总之就会出现争夺甚至战争。
还好东汉的汉明帝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非常重要,一下子改变了这个状况,开始让我们有了统一的神。
东汉永平七年,也就是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刘秀之子)夜宿南宫,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次日晨,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样”。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
第二年,蔡、秦等人告别帝都,踏上“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在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
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
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
二位高僧在白马寺翻译出了《四十二章经》,对的,就是韦小宝在《鹿鼎记》偷过的那部。
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到了曹魏时期,印度高僧昙柯迦罗来到白马寺。此时佛教也从深宫走进了市井民间。
中国不得了,从传入的第一天就和道教相互影响,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教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
出现大量道教组织,著名的有太平道、五斗米道。祖天师张道陵正式创立教团组织,距今已有1年历史。道教为多神崇拜,尊奉的神仙是将道教对“道”之信仰人格化体现。
佛教初来中土时有意和道家保持一致,而最早依傍道术而流行。其实这个时候,还不能说有真正的道教,道教也向佛教学习了很多,比如说佛有三世佛,道教也依葫芦画瓢创造了“三清”,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太上老君)。
佛教的传入,使得我们加快了创造性地发展道教。
同时,我们对佛教也按照我们的理解进行了大量的改造,使得佛教开始“中国化”,比如说伽蓝寺所供奉的伽蓝佛,就是佛教因为普及后逐渐民间化,融合各种信仰,也把关帝当作崇拜的神只,称为“伽篮菩萨”。
在中国的佛教中,常以关公(三国时蜀汉大将关羽)为伽蓝神。
这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具体明证,当然,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第三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儒家学说政治化和儒教世俗化,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和学说被统治阶级利用并改写,儒家的伦理开始成为老百姓的行为规范,这两种倾向在中国是不言自明的。
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春秋五霸的崛起和“复周礼”的争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学术的一个高峰,也早就中国历史上最自由最富民主精神的一个时代,包括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迂腐的宋襄公,两千六百多年前,有两个国家干了一架。地点就在今天河南省柘城县西的泓水。交战的双方,是楚国和宋国。宋国的老大,叫宋襄公。形势原本对宋有利,因为战场在他们那边。楚军要作战,必须过河。于是有人建议先发制人。宋襄公说,不行,他们还没过河。
最后宋国大败,所有的抱怨他们的老大,包括后世的很多人都在嘲笑他的迂腐,但是他认为他坚守了春秋的大义。
这种大义是何其美好啊。
但是随着诸侯的崛起,竟然都会土崩瓦解。
社会各界必须着急啊。
教育界和图书馆界都发表过了意见:仁与道。
小工业界的代表墨子提出了:兼爱与非攻。
法家的代表韩非子提出了:法、术、势三者融为一体的法家学说。
军事界代表孙子提出了:以战止战,不战而屈人之兵。
最重要的是外交界的代表鬼谷子,当然鬼先生还兼任着军师联盟的主席。
该他发言的时候,他竟然一言不发,大家都瞠目结舌。
正当大家思考他的理论的时候,他却用他的四个学生:张仪、苏秦,庞涓、孙膑,搅乱了整个中国,布了一个很大的局,于是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战国。
战国再也不讲宋襄公当年所讲的“大义”,约架还能那么有风度,去你的吧。
怎么办?
还好有儒家思想或者说是儒家。
战国之后,暴秦用法家思想统一天下,自称始皇帝,但不好意思,没撑过二世,他的二儿子胡亥就把江山断送了,楚汉之争后,刘邦胜出简历大汉王朝,先是用黄老思想,也就是道家思想治国,然后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儒与道之间自由地切换着治国的频道。就像小时候看电视只有央视一套和央视二套可选一样,切来切去,离不开儒与道。
直到汉明帝时期,佛教传入。
我们开始造出统一的一个神,首先本土派,他们要学习佛教,造出一个大家都能拜的神,而不是你拜你的祖先,我拜我的祖先。
首先,有群众基础的学说,那就是儒与道啊。
为什么没有选择儒家学说呢,大概和孔子本人的喜好有关“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先生本来就不喜欢这些东西,或者孔先生生来就是一个唯物主义学者,你耐他何。
好吧好吧,当时的牛人们都怕了,那我选道家好伐。
有了思想体系,还得有神,什么样的人可以造成神呢?
三个条件。
1.足够有权威;
2.足够神秘;
3.能为统治阶级利用。
这三个条件都具备的,那就是老子,孔子都向他求教,足见其权威性;出了函谷关就不知所踪,到底是升仙了,还是成神了,反正不可考,怎么解释都可以;以前就干过国家图书馆馆长,随时可以被统治阶级拿出来说事。
再加上正好道家学说的开创者,“神”这个天然的重任,就落在了老子先生的肩膀上,不想当也不行啊,架不住后世子孙的顶礼膜拜啊。
东汉佛教传入之后,我们的祖先们不仅创造了道教,而且改造了佛教,前文提到的关羽成为伽蓝佛就是最佳证据,当然远远不止于此。
再加上统治阶级发展性地利用了儒教。
至此,中国人的崇拜就经历了:从自然到母亲,从母亲到父亲,从父亲到祖先,从祖先到神的发展阶段。
到了这个时期,我们中国文化的底色:儒释道第一次集结完成,此后儒释道相互影响、相互倾轧、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开创了一幅幅壮美无比的历史画卷。
在这一幅幅历史画卷展开的历程中,中国文化开始慢慢着色,慢慢成形,慢慢地成为一股永不断流的源泉,成为世界文明中重要的一支。
当然,这支源泉之所以能够延绵不断,还不仅仅因为儒释道三种文化的交汇,更得益于北魏时期拓跋宏和他的母亲冯太后的改革,让世界上仅存的三种文明华夏文明、阿拉伯文明和西方文明,在中国这片热土上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交融。
这次大交融,这才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核心原因。
且听下回分解。
皇甫晓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