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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国家，要是没有文化，只有GDP，那它不过是一个弱智的胖子。其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木心在美国为陈丹青等讲授中外文学。有论者以为木心是较早反对以GDP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者，其实不然。木心所要表达的应该是光有经济的发展是不行的，是为文化的滞后而忧心。近来在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读到王元化和林毓生的两封往来信函，更觉木心所言极是。

王元化在二〇〇五年三月给林毓生的信中写道：“目前媒体上所报道的文化活动不是为了炒作，就是带有广告性质。充斥在报纸、杂志、戏剧、电影、舞台上的，大都是一些低级庸俗的文字和图像。”王元化本想通过举办“清园书屋笔札展”，“显示出一种和只顾向钱看的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有所不同的文化氛围”，但结果却令他失望，因为在留言簿上，不少人只是写下“某某某及其女友某某某到此一游”，或画上一颗心，“某某某及其女友共同签名”，这种不自觉的低级趣味所呈现的是文化庸俗化现象，令王元化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袭上心头。他在信中写道：

大约是十年前，我被出版社邀请到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我意外地发现，那些读者都是在人生、文化上有着追求的，他们的求知欲很强，品位也比较高，绝不像展览会留言簿上所反映的那么无知、低级、庸俗。仅仅前后不过十年，这里的文化衰败和人的素质下降就这样迅速……想到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倘听其毁于一旦，实在是于心难堪此劫。

王元化亲身经历的文化衰败现象，应验了木心的担忧，问题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林毓生分析道：“‘意识’与‘品味’的最大力量，是媒体的与政治的炒作。”“全球化的经济，一方面给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带来了生活的改善和便利；但另一方面，各地互通有无的经济，使得整个世界变成了市场，一切以赚钱为目的，精神、境界、格调、品味当然都顾不到、谈不到了。”林毓生以为，十九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工程、医药等与时俱进的同时，人文与社会生活明显地是在退步！”他是比较沮丧的，以为人类正处于“无解”的状态。

真正的学者和文化人对文化的衰败深表忧虑和悲观，而文化依然在衰败。最近颇为流传的“你懂的”一词，引得媒体一阵叫好，但实在也是“媒体的与政治的炒作”。依然衰败的文化，依然“无解”的状态，更让人失望、绝望。“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我们究竟该抱怎样的希望呢？

其实，林毓生在《中国人文的重建》一文中，提出了人文重建应采取的基本态度：“比慢精神”，这恐怕也是抱有希望的一个举措。“我们无法一下子就能真正解决中国文化的危机”，但我们要做些实质性的工作，这就要发挥“比慢精神”。我以为，这种“比慢精神”，实质是忌浮躁，忌急功近利，扎扎实实的做文化工作的一种精神，无论是组织行为还是个人行为，都要有这种精神。没有文化的投入固然不行，有了文化的投入而求立竿见影也不行。文化需要涵养，涵养的过程，就是慢的过程。但慢并不是懒，是努力之中的不急于求成，是沉潜而从容的过程。

经济发展而缺乏文化，成为“弱智的胖子”，那不行。经济发展，文化同样需要发展，那发展怎样的文化呢？换言之，需要重建怎样的文化呢？林毓生提出了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他说：

简单地说，就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地转化的符号和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里所说的改造，当然是指传统中有东西可以改造、值得改造，这种改造可以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却不是硬把外国东西移植过来。

哪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需要“加以改造”，林毓生并没有提出，但其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思想自有其价值，值得肯定并予以重视。在林毓生之前差不多六十年，知堂在《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中写道：

我不知怎的很为遗传学说所迫压，觉得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无论是好是坏，所以保存国粹正可不必，反正国民性不会消灭，提倡欧化也是虚空，因为天下不会有像两粒豆那样相似的民族，叫他怎么化得过来。现在要紧的是唤起个人的与国民的自觉，尽量地研究介绍今古的文化，让它自由地渗进去，变成民族精神的滋养料，因此可望自动地发生出新汉族的文明来。

可以说，两人都不赞同西化（欧化），但一个强调变迁，一个主张滋养，看似矛盾，实则不然。滋养的目的是要“生发出新汉族的文明来”，这与创造性转化的目的是相类似，所以，两者应该可以互为补充，殊途同归的。当下，于我们而言，更需要思考的、所要做的是如何用“比慢精神”来实现这样的目标。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