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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兼涉现代文学)尤其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著有《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吉林大学出版社年版),学术专著《严歌苓论》(作家出版社年版)。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第五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获得者。荣获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啄木鸟杯”(第二届)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获《当代作家评论》年优秀论文奖。
素材如何进入小说,
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
——贾平凹《山本》的文学“史”观
文
刘艳
在解读《山本》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近年来尤其近五六年贾平凹的长篇创作。贾平凹年的长篇小说《带灯》开启了一个新的审美领域——“新乡镇中国”的文学书写,以“当下现实主义”对新世纪正在剧变中的新乡土中国进行独特审美思考和精神探寻,不仅从题材上是对其以往文学创作领域的突破,而且把“乡镇叙事”的地域审美书写拓展为整个“新乡镇中国”的整体性空间及其现代性命运的全息性精神呈现。李遇春还将其称为“微写实主义”——对以往的现实主义书写的突破和越界。贾平凹的《带灯》等乡土小说,满怀对乡土中国所遭遇的经济亟速发展乃至无数畸形现实的深刻思考和危机感,再或者是书写乡村文化传统是如何在文化消费主义面前不堪一击……
年的《老生》,可视为贾平凹对百年乡土中国持续不断的沉思,小说以一位唱阴歌的乡村唱师的叙述视角,以四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来讲述乡村社会的人事兴亡和发展变迁,串起百年现代中国成长的历史。
年的《极花》则是一部女性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戕害史,又是一部中国村庄最后面影的百科全书式的断代史。《极花》选择逃离乡村去往城市却被拐卖到更偏僻乡村的农村知识青年胡蝶为叙述者,讲述地方“传统”权威如何削弱和瓦解,乡村秩序如何变形和变质,农村知识青年如何成为上升无望的失败者,善良而怯懦的底层民众如何成为施暴者,最终缺少精神和信仰看护的中国农村如何成为涣散之乡和暴力之域。中国农村的沦陷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贾平凹小说集中书写的主题,他在《高老庄》《秦腔》《带灯》《极花》等作品中对其进行了持续而深刻的挖掘和揭示。
在这条蜿蜒绵长的写作脉络里,《山本》是自然而然生成的,可以见到与《老生》的气韵相通之处,但其气魄更大,文学性和艺术性也更加丰沛。对于“山本”这个书名,贾平凹在后记里有解释,但我个人可能还是更加喜欢“秦岭志”。贾平凹从棣花镇、从商洛笔墨荡开去,写了关于秦岭的这本书。
但贾平凹的志向和志趣又不仅仅止于此。贾平凹为秦岭写志,其实就是为近代中国写志,秦岭是他窥见一段中国近代历史的切口,也只有秦岭的山高水长,苍苍莽莽,有这样的深厚的历史底蕴、文化蕴藉,可以令作家达成这样的写作目的。《山本》不再像《老生》那样,时间跨度达百年,也不再是使用一个人的叙述视角,而是将相对《老生》而言较短的一个时间段——一段秦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并且上下各略有延伸,下可至40年代的历史——充分具象化,并用多得数不清的细节性叙述让小说叙事丰赡和充盈起来。《山本》细腻充盈同时又气势恢弘,是对《老生》的超越。
我这里说贾平凹勾勒出了近现代中国史诗,并不是说要把《山本》去同历史史实做一一的比对。将《山本》归入历史题材,恐怕是有违作家写作初衷的。《山本》所涉及庞杂混乱的素材,该怎样处理?对作家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贾平凹在《山本》“后记”里也说到:“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我想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尽落些苍蝇。”这是形象地说出了作家处理庞杂、体量巨大的素材,以及如何处理历史和文学关系的一种困顿。
一个并不太希望看到的情况是,当前评论和研究当中出现过多地将小说《山本》去与历史做比对和剖析的情况。《山本》甫一面世,就在小说与历史之间关系问题上出现了两个层面的评论趋势:第一,是将《山本》与历史史实之间去作考察和挖掘,这其中又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将《山本》归入历史题材小说,考察它作为历史题材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另一个则是承认小说书写的是传奇,但仍然在考察“传奇如何虚构历史”的问题,依然认为《山本》体现了作家书写历史的真诚和雄心,有的人甚至将小说与当时秦岭红军的历史和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作比对和索隐式研究,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从虚构那里学会如何运用庄严的面相编织谎言,而虚构也会以谎言作为招牌重建一段历史。”
第二,与前一个层面的第二个维度相类,《山本》被归入“新历史主义”、历史的民间叙述之类的思想以及美学谱系被加以讨论,这其实是有违贾平凹创作初衷,研究者当然也不能将《山本》窄化为新历史主义小说。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一段“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叙述,是有它的文学史意义和历史功绩的,往往是以无数细节丰赡的叙述以及被原来的宏大历史叙事方式所忽略的文学与历史的一种叙述方式——以文学的方式重述历史,丰赡了有关历史的文学叙述的文学性。
新历史主义的意图是要揭示被主流历史和话语叙述方式所一度忽略的民众生存本相、民族的生命史,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张炜的《家族》和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但新历史主义后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其逐渐加重的虚构倾向,由于其刻意肢解历史主流结构的努力,而走向了偏执虚无的困境。游戏历史主义不但是新历史主义的终极,同时也是它的终点和坟墓,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种过于偏执的游戏本身最终虚化、偏离和拆除了历史和新历史主义文学运动,这虽然是一个矛盾和一个悲剧,但却势出必然。”
井宗秀和井宗丞是有原型的,其中的一些历史事件,似乎也是有原型可循。一些论者便颇费工夫地去探究这里面的究竟。这种对井宗秀和井宗丞原型的考证,在贾平凹看来,“其实是不必的。井宗秀和井宗丞是有原型,但仅仅是攫取了原型极小极小的一些事,而最大的是通过那些历史人物了解那一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等一系列的社会情况,可以说以原型出发,综合了众多,最后与原型面目全非”。以正史、野史或者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概念来解读和对待《山本》,都是把小说与历史之间做了过于牵强的联系和比照。
《山本》虽然也展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秦岭的一些史实,但似乎更“是在天人之际的意义上考察历史、社会、人性种种方面的复杂的矛盾纠葛”。杨辉认识到:“整个作品的气象和境界与普通的历史小说还是很不一样的。”由于担心大家把复杂的问题看简单了,贾平凹自言:“我为什么要写这个题记。就是强调《山本》的目的,不是写秦岭那些历史,而是想从更丰富的状态去写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山本》不是写历史的小说,不是传统和纯粹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也不是新历史主义小说。
但这一点也没有影响《山本》的复杂、繁富与宏阔,一点也没有影响它的史诗性,因为它自带丰富性。说《山本》书写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近现代中国的史诗,是负责任的说法。这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陈思和先生认为《山本》是向传统致敬,他将《山本》与《水浒传》联系,认为《山本》深刻揭露了普通人性中的残酷基因。
贾平凹本人则认为自己重点不是写战争,而是写“林中一花,水中一沙”,“《山本》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 《山本》贾平凹最新精彩绝伦长篇力作。
一个发生在乱世时期的互为知己般的绝美爱情,在那个昏天黑地的时空,就像一轮满月般迷人。
一部写尽人间纠结苦痛和欲望,瞻远未来的现代启示录。
《山本》贾平凹: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之志。
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
《山本》讲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大山里一个叫涡镇的地方,在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里,其顽强自保却最终毁灭的命运。
小说从女主人公陆菊人和她家一块被“赶龙脉”的风水先生相为“能出官人”的风水宝地写起,陆菊人带着这三分地做嫁妆嫁到涡镇,指望它带给自己好运,但阴差阳错这块地却被公公送给了家庭遭遇横祸的井宗秀用作安葬父亲的坟地。陆菊人绝望之余发现井宗秀竟是个既知恩图报又聪慧俊逸的青年,便把初始的美好期望都寄托在了井宗秀身上。井宗秀竟也不负所望真的成了涡镇保护神一样的统领,涡镇一时繁荣昌盛令八方羡慕。
然而涡镇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外面有土匪山贼,有闹红的秦岭游击队,有政府的军队和保安队。乱世里处处以暴制暴,人如草芥,涡镇看似固若金汤,而终于不保……
《山本》小说与众不同的贾氏特点在其亦庄亦谐上,大的时代风云下,人之命运的不能自主,暴力冲突的血腥残酷……而风暴间歇,女人对美的追求,动物生灵对吉凶祸福的先知和警示,又令人莞尔。
《山本》《山本》气韵饱满,对于秦岭山水草木、沟岔村寨的勾画,对当地风物习俗的描写,清晰而生动。小说人物众多,群像各有面目。正面描写游击队、政府军、预备旅、保安队、土匪、山贼之间一场场错综复杂的武装冲突,有情节有细节,有声有色,充分揭示了其间你死我活的血腥残酷。
《山本》“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不禁慨叹万千。”——贾平凹
试读
陆菊人怎么能想得到啊,十三年前,就是她带来的那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涡镇的世事全变了。
陆菊人是纸坊沟的,离涡镇八里地,沟里有座九天玄女庙,也有三家安着水轮的造纸作坊,陆家只长年给这些造纸坊里割送毛竹。陆菊人八岁时,娘割毛竹被葫芦豹蜂蜇死,爹到镇上杨记寿材铺赊了一副棺,四年了仍还不起钱,杨掌柜提出让陆菊人来当童养媳吧,爹同意了,并说好等陆菊人十二岁的生日就送去。陆菊人去镇上看过社火,知道有个杨记寿材铺,门口老放着一口漆黑发亮的棺,还作想,人死了就是没寿了,怎么还把棺叫寿材呢?也见过了杨家的儿子,只有七八岁呀,两筒子鼻涕,和一帮子伙伴在土堆上玩儿“占山头”,他总是上不了土堆,一上去就被赶下来,绕着土堆跑,还在喊:拿绳子系我呀,否则我要飞了!陆菊人不愿意去做童养媳,嫌爹心硬,爹说:涡镇上有好日子!再说,纸坊沟离镇子近,我想你了会去看你,你想爹和弟弟了也能回来。陆菊人虎了眼要和爹嚷,但她到底没有嚷,到九天玄女庙里磕了头,说:我去了就再不回来!话刚说完,庙梁上掉下来一条蛇。她拿了树枝子打蛇,蛇身上一坨大疙瘩跑不动,就往出吐,吐出来了一只蛤什蟆。蛤什蟆还活着,陆菊人就把蛤什蟆放生到树林子里去了。
这事陆菊人没给爹说,从此也没给过爹笑脸。平日里去地里锄草,或到沟溪里洗衣裳,常常发呆,看纸坊沟两边的乱峰直起直立像插着刀戈,就觉得充满了杀气;听啄木鸟敲树的声音并不认为好听,而只感到树是在疼。反倒盼着十二岁生日快来。
一天傍晚,她坐在坡上的栲树下,望见九天玄女庙后边的山头都向西倾斜,上边布满了无数条路,好像是绳索捆绑了山头往前走,那云就烧红了,后来又褪去,天暗下来,星星便出来了。陆菊人喜欢看星星,她看着星星,星星就有光芒射下来,她就想:星星也长了根的,和这栲树一样吗?星星的根是长了光明,而栲树的根却长到黑暗里去了。露水开始潮湿了她的裤腿,要站起来回去的时候,看见两个赶龙脉的人站在崖湾下,那里是她家的一块儿地,种着萝卜。她听见赶龙脉的一个说:啊这地方好,能出个官人的。一个说:这得试试,明早寅时,看能不能潮上气泡。就把一个竹筒插在地里,却又拔出了两个萝卜。陆菊人没有阻止那人拔萝卜,看着他们扭了叶子,搓了泥,啃了皮,咬着走了,就也悄然回了家。第二天四更,她是先去萝卜地,果然见竹筒上有个鸡蛋大的气泡,手一摸,气泡掉下地没了。后来,赶龙脉的人来,她藏在树后,瞧着他们在看竹筒上有没有气泡,说了句:应该是真穴啊,咋是假的?垂头丧气地离开。陆菊人知道了这事,心系一处,守口如瓶,没有给任何人言传。十二岁生日一过,爹要送她去杨家,她说:爹,我不是你亲生的?爹说:你别怨爹,高高兴兴地去呵。你给爹当了一回女儿,爹没啥陪你呀。就流着泪煮了一盆鸡蛋,剥一颗让陆菊人吃了,再剥一颗让陆菊人吃了,还要再剥。陆菊人这时忽然想开了,自己给爹当了一回女儿,现在再去给杨家的儿子当一回媳妇,这父女、夫妻原来都是一种搭配么,就像一张纸,贴在窗上了是窗纸,糊在墙上了是墙纸。她不吃鸡蛋了,给爹剥出一颗,还给爹擦眼泪,说:我不要你陪金陪银,你给我块地吧,就咱种萝卜的那三分地。爹看着陆菊人,陆菊人的鼻梁上有三四颗白麻子,爹说:这行,算是给你个胭脂地。
陆菊人坐着爹牵的毛驴就去涡镇,家里的那只小猫过来呜呜地叫。猫是个黑猫,身子的二分之一都是脑袋,脑袋的二分之一又都是眼睛。陆菊人说:你想跟我呀?猫嗖地跳上来,坐在陆菊人的怀里。爹说:去吧,镇上有粮,老鼠多。那天是大雾,人和驴出了纸坊沟口,回头就不见了路,而涡镇,河滩里的白鹭全然起飞,竟都栖落在那棵皂角树上。
涡镇之所以叫涡镇,是黑河从西北下来,白河从东北下来,两河在镇子南头外交汇了,那段褐色的岩岸下就有了一个涡潭。涡潭平常看上去平平静静,水波不兴,一半的黑河水浊着,一半的白河水清着,但如果丢个东西下去,涡潭就动起来,先还是像太极图中的双鱼状,接着如磨盘在推动,旋转得越来越急,呼呼地响,能把什么都吸进去翻腾搅拌似的。据说潭底下有个洞,洞穿山过川,在这里倒一背篓麦糠,麦糠从一百二十里外的银花河里能漂出来。
秦岭里的镇子很多,但最大的也就是涡镇,三万多人居住,不算那些巷道,仅贯道的街横着一条,纵着三条,分布着菜市、柴草市、牲口市、粮食市,还有城隍庙和地藏菩萨庙。当然这些庙格局都小,地藏菩萨庙也就一个大殿几间厢房,因庙里有一棵古柏和三块巨石,镇上人习惯叫庙。所有的街巷全有货栈商铺,木板门面刷成黑颜色,和这种黑相配的是街巷里的树,树皮也是黑的,在树枝与屋檐中间多有筛子大的网,网上总爬着蜘蛛,背上都是人面的花纹,偶尔树枝上站了猫头鹰,夜里啼叫,白天里一动不动,脸也是人的脸。那棵老皂角树就长在中街十字路口,它最高大。站在白河黑河岸往镇子方向一看,首先就看见了。它一身上下都长了硬刺,没人能爬上去,上边的皂荚也没有人敢摘,到冬季了还密密麻麻挂着,凡是德行好的人经过,才可能自动掉下一个两个。于是,所有人走过树下了,都抬头往上看,希望皂荚掉下来。镇子虽然三面环水,能出入的只有北面虎山下的一条路,但镇子有城墙,有四个城门。北城门上有城门楼,下边的门洞很大,旁边的小屋住着老魏头,脊背上长了个大疙瘩,好像老是背了个布袋,他经管城门,门扇上贴了“天亮开门,天黑关门”的告示;也负责敲更,夜里在城墙上就能分辨出城壕外的河滩上坐着的是一条狗还是狼,也能听出谁家的小二在哭还是河里的大鲵在叫。东门和西门也有城门楼却没有门洞,因为城门楼外就是河,岩岸齐棱棱的很高,鹤呀雁呀鹳呀还有斑鸠成年在城门楼上拉稀,白花花的像涂了石灰浆。南边的城门楼城门洞早前塌了,大豁口外长了一排砍头柳。这种柳每年冬天都要把头齐茬砍去,春来再发新枝,不砍头它就死了。透过砍头柳,能看见褐岩岸下的涡潭,再往左几百丈远,石头上拴着一条船。船公姓阮,头上生疮就老是戴顶草帽,平日就坐在船上,等候着人坐满了,顺河去十五里外的龙马关,再三十里到平川县城。第二天,船被纤工逆流拉了回来,载着烟草、布匹、瓷器、红糖、香料和应有尽有的日杂用品。镇子里的猪都圈养,鸡狗却随便走,猪狗是黑的,鸡也是乌鸡,乌到骨头里都是黑。天空中常有从虎山飞来的鹰,那些鹰盘旋着像是一条一条的棍,它们一来,乌鸡就要钻进拴在住户门前的高脚牲口身下。那么多的高脚牲口大半是驴,没有马,驴配马种要去黑河岸的东王庄,可驴马交配了生下的是骡子,骡子也就不少。而杨家的住屋在东背街的三岔巷口,门前有一棵桂树。杨记寿材铺却在中街上,门口长着棵痒痒树。寿材铺里出卖材质不一的棺,柏木料有八大块的,有十二、十六块的,也有杂木料,比如橡木、桐木和槐木。杨掌柜迟早都在铺里,一边和进来的人做寿材生意,一边还用芦眉子编着金山银山的纸扎,或没事了,就蹴在痒痒树下往街上看。他不能对街上人说:你来呀,你来呀!街上人家里没丧葬是不肯到铺子里来的,传说那门口常有鬼,尤其下雨的黄昏天,鬼会站在铺子的屋檐下一长行。杨掌柜自己便用指甲挠痒痒树,碗粗的树,在根部一挠,树全身酥酥地颤抖,以此能让人稀罕了过来。
本文摘自:《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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