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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私德至上的民族

一、老炮儿的规矩

什么是私德，是指与公德相对应的一种德行，就是在自家人和亲朋好友中通行的规则。老炮儿在影片中说过这样的台词：“你有你的规矩，我们也有我们的规矩”。“打架斗殴也是江湖，都讲理”。“这就叫规矩，懂吗！”老炮儿的话有这样三层意思：一是凡事都要有规矩，盗亦有道；二是你的规矩不能代替我的规矩；三是在我的圈子里我的规矩为大。这就是私德。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私德，凡人不能没有私德，很难想象没有礼义廉耻的人会诚心诚意地信奉公德和法律。

私德没有好坏，你如果在老炮儿的团伙里出卖了朋友，就是坏了规矩。老炮儿没有用他的规矩对付城管和公安交警，反而表示了服从公共规则，他在这一点是明白官家和私家规矩的异同。电影没有表现出老炮儿收保护费、开下地赌场和组织窑姐这样违法的事。如果老炮儿托关系把灯罩儿的三轮车从城管那里要回来，或是向警察行贿把闷三儿从局子里捞出来，这就是让圈里的私德翻墙入院，踏进了原本不必于它的地界里去了。这时的私德就不那么地道了。私德里的“私”字太大，大过公德，甚至大过法律就会走向反面。而这恰恰是中国式私德经常犯的错误。

在现实中在公共事务和公务活动中讲求私德，早已是常规。例如，黑道里的规矩进到了职场官场。在大陆的公务员群体中流行着“准血缘”的称谓，叫部长老爷子，叫局长老大，叫处长大哥，科员之间更是兄弟姐妹相称，职场官场俨然演变成了江湖。表面上是把公务关系私人化，其实质上是私德公用，把公共准则软化为私人准则，于是公家人就变成自家人，上下级就成了爷们儿哥们儿，公事就可以变成私事。在重义轻利的年代，这样做是出于情义。而在功利熏心的时候，这样做就纯粹为了实惠生存的需要。

本文中讨论的“私德至上”，指的是一个民族将私德当作私人和公共领域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如果把“至上”看作是“主导”，看作是某种主导的价值观对社会成员行为上的支配，那么就可以认为，私德的性质和功能就代表了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正如梁启超曾说过的：中国的古籍“百分之九十都是讲私德的。”照此推理，中国人就真的是一个“私德至上”的民族。

直到今天，这种早己不合时宜的文化惯性依然牵引着国人，影响着中国人对于个人、国家和世界的看法。私德对于国人来说是性命攸关的，但是在梁启超谈及私德百年之后，这一研究领域甚少有人问津。也许是出于恐惧，因为谁无法想象对私德说三道四，把国人的品行与妖魔化的“私”字连在一起，将会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二、道德画像

为了论证私德在中国人品德中所占的成份，本文特别请来三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为中国人做个道德画像，他们是旅居中国半个世纪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学贯中西的学者林语堂和大政治家孙中山等三个不同身份的学人，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做一幅画像。究竟哪些德行可以划分到私德范畴之中，读者自有公论。

需要提及的是，史密斯等三人所看到的中国人不是在封闭社会环境中生长的“纯正”的中国人，也不是开放环境中的现代中国人，而是一百多年前刚刚受到早期现代文明熏染过的中国人，他们与传统国人相比（比如汉唐之前的中国人或者蒙元和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人），其私德可能已经“走样”，不再是那群能让人联想起“礼仪之邦”的中国人。由于，在此之前没有学者能够对国人道德人格做这样“实证式”的描述，因此，这些描述可以被看作是最接近于儒家文化熏陶下的国人形象。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博，他年来华传教，年在上海出版了《中国人的德行》一书，他认为这部书是对中华民族的一幅“素描画”。鲁迅在逝世之前十余天的时候仍希望有人将此书翻译到中国来，“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史密斯详细列举了中国人的德行，并一一做了专章论述，即：“面子；节俭；勤劳；礼节；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拐弯抹角的才能；灵活的固执；智力混沌；神经麻木；轻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漠视舒适和便利；生命力；忍耐和坚韧；知足常乐；孝顺；仁慈；缺乏同情心；社会台风（争吵骂人）；相互负责和遵纪守法；相互猜疑；缺乏诚信；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根据张梦阳和刘文飞的两个译本——笔者注）

如果说史密斯是西方人活在中国看中国，那么大学者林语堂则是中国人站在西方看中国。林先生在用英语写的《中国人》一书对中国人的性格和心灵做了这样一个概括：“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滑；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智慧（精明）；女性化；缺乏科学；逻辑（情感逻辑）；直觉（非科学和忽视实证）；中庸”等等。赛珍珠在给林语堂这本书所作的序中盛赞：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孙中山对中国人的品行也做过系统评价，他作为中华民国的创始人，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