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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它不停止,一堂堂课学完了一篇篇课文,那我们继续一起来看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小学语文教材第十二册吧。
十六年前的回忆
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
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d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两天,果然出事了。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
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把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传来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把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
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你认识他吗?”
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
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着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
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女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姥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ldz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
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日。”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
夜莺的歌声
战斗刚刚结束,一小队德国兵进了村庄。大道两旁全是黑色的碎瓦。空旷的花园里,烧焦的树垂头丧气地弯着腰。
夜莺的歌声打破了夏日的沉寂。这歌声停了一会儿,接着又用一股新的劲头唱起来。
士兵们和军官注意听着,开始注视周围的灌木丛和挂在道旁的白桦树枝。他们发现就在很近很近的地方,有个孩子坐在河岸边上,耷拉着两条腿。他光着头,穿一件颜色跟树叶差不多的绿上衣,手里拿着一块木头,不知在削什么。
“喂,你来!”军官叫那个孩子。
孩子赶紧把小刀放到衣袋里,抖了抖衣服上的木屑,走到军官跟前。
“呶,让我看看!”军官说。
孩子从嘴里掏出一个小玩意儿,递给他,用快活的蓝眼睛望着他。
那是个白桦树皮做的口哨。
“挺巧!小孩子,你做得挺巧哇。”军官点了点头,转眼间,他那阴沉的脸上闪出一种冷笑的光,“谁教你这样吹哨子的?”
“我自己学的,我还会学杜鹃叫呢。”
孩子学了几声杜鹃叫,接着又把哨子塞到嘴里吹起来。
“村子里就剩下你一个了吗?”军官继续盘问他。
“怎么会就剩下我一个?这里有麻雀、乌鸦、猫头鹰,多着呢,夜莺倒是只有我一个!”
“你这个坏家伙!”军官打断孩子的话,“我是问你这里有没有人。”
“人哪?战争一开始这里就没有人了。”小孩不慌不忙地回答,“刚刚一开火,村子就着火了,大家都喊:‘野兽来了,野兽来了’——就都跑了。”
“蠢东西!”军官想着,轻蔑地微笑了一下。
“呶,你认识往苏蒙塔斯村去的路吗?那个村子大概是叫这个名字吧?”
“怎么会不认识!”孩子很有信心地回答,“我和叔叔常到磨坊那儿的堤坝上去钓鱼。那儿的狗鱼可凶呢,能吃小鹅!”
“好啦,好啦,带我们去吧。要是你带路带得对,我就把这个小东西送给你。”军官说着,指了指他的打火机,“要是你把我们带到别处去,我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听懂了吗?”
队伍出发了,行军灶打头,跟着就是小孩和军官,俩人并排着走。小孩有时候学夜莺唱,有时候学杜鹃叫,胳膊一甩一甩地打着路旁的树枝,有时候弯下腰去拾球果,还用脚把球果踢起来,他好像把身边的军官完全忘了。
森林越来越密,弯弯曲曲的小路穿过密密的白桦树林,穿过杂草丛生的空地,又爬上了长满古松的小山。
“你们这里有游击队吗?”军官突然问。
“你说的是一种蘑)菇吗?没有,我们这里没有这种蘑菇。这里只有红蘑菇、白蘑菇,还有洋蘑菇。”孩子回答。
军官觉得从孩子嘴里什么也问不出来,就不再问了。
树林深处,有几个游击队员埋伏在那里,树旁架着冲锋枪。他们从树枝缝里往外望,能够看见曲折的小路。他们不时说几句简单的话,小心地拨开树枝,聚精会神地盯着远方。
“你们听见了吗?”一个游击队员突然说,他伸直了腰,好像有什么鸟的叫声,透过树叶的沙沙声,模模糊糊地传来。他侧着头,往叫声那边仔细听,“夜莺!”
“没听错吗?”另一个游击队员说。他紧张起来,仔细听,可又什么也听不见了,他从大树桩下边掏出四个手榴弹,放在跟前以防万一。
“这回你听见了没有?”
夜莺的歌声越来越响了。
那个最先听见夜莺叫的凝神地站着,好像钉在那里似的。他注意数着一声一声的鸟叫:“一,二,三,四……”一边数一边用手打着拍子。
夜莺的叫声停止了。“32个鬼子……”那个人说。只有游击队员才知道这鸟叫的意思。接着传来两声杜鹃叫。“两挺机关枪。”他又补充说。
“对付得了!”一个满脸胡子的汉子端着冲锋枪说,他理了理挂在腰间的子弹袋。
“应该对付得了!”听鸟叫的那个人回答,“我和斯切潘叔叔把他们放过去,等你们开了火,我们在后边加油,如果我们出了什么事,你们可不要忘了小夜莺……”
过了几分钟,德国兵在松树林后边出现了。夜莺还是兴致勃勃地唱着,但是对藏在寂静森林里的人们来说,那歌声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意思了。
德国兵走到林中空地上的时候,突然从松树林里发出一声口哨响,像回声一样回答了孩子。孩子突然站住,转了个身,钻到树林里不见了。枪声打破了林中的寂静。军官还没来得及抓起手枪,就滚到了路边的尘埃里。被冲锋枪打伤的德国兵一个跟一个地倒下。呻吟声、叫喊声、断断续续的口令声充满了树林。
第二天,在被烧毁的村子的围墙旁边,在那小路分岔的地方,孩子又穿着那件绿上衣,坐在原来那河岸边削什么东西,并且不时回过头去,望望那通向村子的几条道路,好像在等谁似的。
从孩子的嘴里飞出宛转的夜莺的歌声。这歌声,即使是听惯了鸟叫的人也觉察不出跟真夜莺的有什么两样。
未完待续……
这儿是文学的阵地、历史的殿堂。这有小说和散文,还有诗词,更有中华传统文化和写作技巧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