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施特雷泽曼而言，其首要任务是通过在欧洲大国之间纵横捭阖并利用战后美国对欧洲国家的态度，来设法让德国尽快摆脱外交上的孤立，以此改善它的整体安全环境。

20世纪著名的德国评论家弗里德里希·希博格（-）写道，德国在对外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强势”或曰“勇士情怀”出于以下原因。第一，地缘上的不安全感让德国人往往需要寻求某种思想依托，乃至乞求神秘的传说或宗教。第二，文化上的尚武精神则促使他们推崇一种“铁血”豪情。因此，德国人在外交中相信公理是不可靠的，惟有强者决定一切。从早年的普鲁士到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除了俾斯麦时期，历届政府均热衷于“强权政治”，他们动辄炫耀武力、极限施压，或是不惜以战争为手段追求德国的伟大与荣耀。这显然背离了欧洲经典外交的核心理念——坚持谈判、耐心说服，尤其是遵循“均势”原则的妥协。结果，仅在三十年间（-），德国不仅两次战败而且再次陷入国土被外军占领乃至划分的境地。

然而，一战后的魏玛共和政府（-），却是德国对外关系中一个值得探究的案例。年，时任魏玛政府外交部长并一度担任总理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不仅力主德国重返国际社会，而且主动解决德国战争赔款问题。尽管他在德国历史上仍是有争议的人物，但不可否认，正是施特雷泽曼主持对外政策期间（-），德国通过在欧洲大国之间纵横捭阖，最终签署了两个关键的国际条约——《拉巴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从而成功地改变了限制德国和平发展的不利环境，最终为德国的复兴打下了基础。对此，基辛格写道，施特雷泽曼是战后首位懂得如何利用《凡尔赛和约》中有利条款的德国领导人。他在积极改善德国的孤立处境，以及缓和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关系方面，坚决摒弃此前采取的“消极抵抗”政策。因此，他是一位具有务实精神和战略眼光的德国政治家。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年，施特雷泽曼生于柏林。当时威廉二世正在引领德国这艘高速行驶的巨轮偏离俾斯麦制定的航线。地处欧洲中心的德国，在地缘上被强邻或宿敌环伺，因此当务之急是审慎处理欧洲政治，尤其是与俄国和英国保持友好关系。施特雷泽曼对俾斯麦及其治国方略推崇备至。他在大学期间阅读了大量欧洲历史和经济方面的著作，并从中思考德国应如何在欧洲环境中真正做到审时、度势与造势。施特雷泽曼正式步入德国政界是在年。最初，他只是参与萨克森的地方治理，不久遂愿进入德意志帝国议会。在俾斯麦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代德国人，目睹了本国的迅猛崛起以及在工业、科技、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领域接近或超越欧洲其他国家的辉煌岁月。

与当时多数德国人一样，施特雷泽曼坚信德国比其他国家更伟大。20世纪初，他在继续信奉俾斯麦的大陆外交路线的同时，对当时德国远洋海军的推动者阿尔弗雷泽·冯·提尔皮茨鼓吹的“风险理论”深表赞同。可是，一战的结局却让所有德国人追求的“世界强国”之梦破灭，随即在巴黎和会及其《凡尔赛和约》中确定了他们战败的屈辱地位。德意志帝国不仅解体，而且德国被迫承担全部的战争责任与赔款。不仅如此，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明确拒绝接受这个犯下发动战争罪的国家。从一开始，施特雷泽曼坚持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指控，并声明“德国人民绝不容忍这样的奴隶枷锁捆在下一代的德国人身上。”但同时他意识到，由于魏玛政府具有的天生弱点，德国自身难以抵制协约国强加给它的苛刻惩罚。

面对现实——德国的政治分裂、经济凋敝及其社会动荡，施特雷泽曼及其政治盟友决意承担起复兴德意志民族的责任。当时最直接促使他政治态度发生彻底转变的原因，是—年间发生在德国的一系列悲壮事件。曾代表德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的时任魏玛政府财政部长的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惨遭右翼极端分子暗杀。不久，德国民主党领袖、外交部长沃尔特·拉特瑙也遭到同样的厄运。此前，他曾代表德国与苏联外交部长契切林签署了苏德两国相互承认的《拉巴洛条约》。这两起暗杀事件无疑触动了施特雷泽曼以及那些坚持理性的民族主义者。

但让他更为震惊的是，年1月，法国政府在没有与英国等盟友协商的情形下，直接出兵占领了德国工业重镇鲁尔。虽然导致法国出兵鲁尔的主要原因是美英两国未能及时参与它坚持的集体安全体系，但是英国前任首相劳合·乔治认为，激怒法国做出如此“失策”的是苏德两国此前签署的《拉巴洛条约》。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国内外危机，施特雷泽曼决定不再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抓住其内在的机遇。他显然懂得“危机”的涵义：即迫在眉睫的危险与潜在的机遇并存。他指出，战后德国不仅缺少实力，更缺乏具有俾斯麦那样的战略眼光和外交技巧的政治领袖。为此，他坚持通过和平手段重振德国，其中包括引导德国民众接受战败这一现实。只有这样，德国政府方可抑制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制定出务实合理的外交政策。

年1月，法国出兵鲁尔

对施特雷泽曼而言，其首要任务是通过在欧洲大国之间纵横捭阖并利用战后美国对欧洲国家的态度，来设法让德国尽快摆脱外交上的孤立，以此改善它的整体安全环境。他在年写给前德国皇太子的信中，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外交观，例如，战后德国应该仿效当年梅特涅时期的奥地利，沉着应对国际局势，竭力推动一个包括德国在内的战后集体安全秩序。由此，德国申请加入国联，不仅体现它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认同，而且可能消弭《凡尔赛和约》中第-条款，对包括威廉二世在内的德国个人追究其战争罪责的呼声。

虽然有人以此为据对施特雷泽曼的政治动机提出了质疑：他是一个以和平与人道主义为掩护的德国民族主义者。不过，更多的学者倾向接受他的愿望是真诚与现实的。当时德国在国土已被外国军队占领的情形下，其选择是很有限的：或是蔑视战胜国制定的和平条款，并在执行中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或是主动与战胜国进行合作，以忍辱负重之精神为后来的较量积蓄必要的实力。可是上述策略都有一定的危险。诚如基辛格所言，历史上，战败国的任何抵抗都是在它的实力处于低潮之际，而战败国政府希望与战胜国的合作，也必然导致其失去民众的必要支持。鉴于此，坚持秉承欧洲和平理念的施特雷泽曼，能否让德国摆脱上述困境，显然是对他及其核心团队的政治能力与战略智慧的严峻考验。

首先，打破德国的孤立处境。面对《凡尔赛和约》中的核心内容——德国应付的战争赔款，施特雷泽曼竭力对其进行适度的修改，以期恢复德国在欧洲的应有地位。但他深知，此时的德国不得不接受战争赔款这一惩罚。不过，战胜国也须接受这一现实：一个稳定与繁荣的德国，对欧洲的长期和平是不可缺少的。当欧洲多数国家坚持认为德国是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之时，施特雷泽曼考虑如何利用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在金融上的密切联系来推动欧洲合作，同时，以和平手段而非重整军备来提升德国的战略平等地位。他对此的解释是，“如果债权方意识到他自己的财政安全将有赖于债务方的继续存在，其对借方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

战后的美国是包括英法在内的欧洲国家的最大的债权国，总数高达多亿美元。对于任何战胜国而言，他们在经历了九死一生后不去向战败国索要战争赔款，反而自己承担全部的战争费用，这在情感上是难以接受的，在政治上更是不现实的。德国人最初试图通过“消极抵抗”进行抗争甚至有意拖欠赔款，但效果甚微且后果严重。不过，自年，美国与德国签署的《柏林条约》不仅恢复了双边的正常关系，而且美国一直坚持要求欧洲国家缩减对德国战争赔款的数额，而同时自己拒绝减少战时盟国的债务。

鉴于此，施特雷泽曼从年便开始游说美国政府与相关的欧洲国家进行协商，如何保证赔款妥善实施。这就是“道威斯计划”的由来。在转年召开的巴黎金融会议上，欧洲战胜国同意美国可以每年从德国赔款中得到相应的份额，以此抵偿他们所欠美国的债务。“道威斯计划”不仅减免了德国赔款的相当数额，而且通过直接向魏玛政府提供贷款，带动了德国企业全面恢复生产的能力。由此，德国能够重新恢复偿还能力。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层面，施特雷泽曼通过“德国与美国在经济和金融上的相互依存来推动欧洲的和解与合作，并以和平手段而非重整军备的方式提升了德国要求的平等地位。”

年1月17日，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Coolidge）和道威斯（左）等人签署旨在维护凡尔赛体系的《凯洛格条约》。

其次，拆散英法美三国集体安全机制。尽管战后英法美三国一直保持最密切的安全协商机制，但是年发生的“鲁尔危机”，让美英两国开始重新思考战后遗留的德国问题。此时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认为，法国对鲁尔的占领，反映了“法国人觊觎并控制中欧地区”的历史诉求。同样，英国前外交大臣寇松指责法国此举是“荒谬而缺乏远见的”。当然，熟谙欧洲“均势”原则的英国政治家们，不会愚蠢到让愤愤不满的德国，甚至可能出现的苏联与德国之间的准同盟，来支配欧洲大陆。为此，英国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提出，“为了解决法国的安全隐患、承认德国的平等地位以及把未来德国纳入一个合作与约束同存的集体安全体系”，有必要召开一次“泛欧安全与合作”会议。

颇有意味的是，张伯伦的建议得到了当时极度郁闷的美国的迅速回应。由于美国工业、农业和商业利益集团的压力，柯立芝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欧洲政策，开始了深刻的转变。美国政府坦言，“欧美之间的利益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只有欧洲出现普遍公认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国内才会出现正常的繁荣。”从地缘上讲，英美的战略决策者甚至把此次“鲁尔危机”视为对中欧地区安全的威胁，从而为日后苏联介入这一地缘真空提供了借口。出于这一考虑，美国开始介入欧洲事务。首先通过“道威斯计划”恢复一个遵循民主道路的德国政府，以此稳定中欧、遏制苏联，并且积极维护欧洲的整体和平。

这可谓是施特雷泽曼期待的欧洲政治大棋局。由于反感法国出兵鲁尔，他极力主张与英国结成盟友，但并不反对与法国保持睦邻关系。同时为了能够与英法两国进行有效的讨价还价，德国积极改善与苏联的全面关系。年《拉巴洛条约》就是德国战略布局中的核心一环：通过双边条约来阻止苏联与英法两国形成针对德国的同盟，并使德国成为西方国家在与苏联打交道时不可随意摆布的棋子。年，它见证了德国既是苏联冲破西方包围的关键合作伙伴，又是西方对付苏联威胁的不可缺失的盟友。由此，战败的德国不仅可以游走于东西方之间，而且在与两方进行利益交易时，成为英法和苏联之间都渴求的协作伙伴。

再则，借助局势来造势。尽管一战给欧洲各国带来了空前的物质破坏和精神挫折，但是战争的灾难与人类对和平的追求，还是激发了战后自由主义的和平思潮与反战呼声。继国联之后出现了欧洲合作精神。具体地讲，年诞生的“泛欧联盟”及其代表性刊物《泛欧》，意在鼓动广大无党派民众积极投身到“欧洲统一运动”中去。他们呼吁“欧洲人必须放弃前嫌，克制狭隘的民族主义，以此来弘扬欧洲共同文化与价值观，同时抵制来自苏联的地缘威胁和美国的拜金主义的侵蚀。”鉴于此，年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和德国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领衔缔结了重要而颇有争议的《洛迦诺公约》。

施特雷泽曼在与英法代表的谈判中，利用英国不愿意在和平时期承担更多的同盟义务和成本的外交传统和利益考虑，多次提出基于德国自身安全利益考虑的莱茵河地区保障协议。在被英法两国三次否决后，德国最终接受了对方提出的先决条件：德国必须无条件地加入国联组织；包括莱茵地区在内的任何地区保障协议不得视为对《凡尔赛和约》的修正。其实，这些都是施特雷泽曼及魏玛政府能够接受的。随着该条约的签订，德国不仅加入了国联，而且成为行政院常任理事国。与此同时，他巧妙地利用了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恐惧心理，以及苏联渴望发展的要求，顺利地与苏联签订了一项覆盖面甚广的经济条约，以及转年缔结为期5年的友好中立条约。至此，在战败八年之后，德国再次彻底地改善了其战略环境。它甚至比此前的德意志帝国更接近俾斯麦的梦想：即处在地缘包围中的德国，此时不仅与西方国家缔约和好，而且东西方都需要德国。显然，没有德国的合作，东、西欧国家均无法对另一方采取有效的行动。

与历史上多数人物或事件一样，施特雷泽曼本人及其政治成就也颇有争议。他在重新振兴德国中表现出来的意志和手段，往往让人误认为他是一个极致的民族主义者：以执着的精神追求传统的国家利益，其中不乏欺诈之术。只是由于他的早死，才不得不中断了他梦寐以求的政治抱负。然而，《洛迦诺条约》签订后，施特雷泽曼为了进一步消除德法之间的隔阂，加强了他同白里安之间的个人联系。年，两人曾在法国小城图瓦里举行秘密会谈，并且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包括法国允诺结束对莱茵区的占领，向德国归还萨尔，撤销对德国的军事管制；德国则同意向法国支付相当数额的赔款来缓解法国的货币危机。但是，由于两国政府其它高级官员的反对，这一“君子协议”未能实施，但两国之间的和解气氛有了巨大的提升。在当年的国联年会期间，施特雷泽曼与白里安两人一同泛舟日内瓦湖，以此彰显法德两国乃至欧洲进入了缓和时期。

遗憾的是，施特雷泽曼卒于年10月。鉴于此，我们就无从探讨施特雷泽曼是否能够阻止纳粹德国上台或是否与希特勒同流合污。

（本文为王黎教授谈“近代以来欧洲的外交艺术”系列专栏文章，文章版权归属本账号。标题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合作、转载请留言。）

作者简介

王黎，英国阿伯丁大学国际关系博士，曾在美国加州克莱蒙学院凯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theKeckCenter）从事博士后研究。自年执教于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研究领域：英美外交与外交政策、国际秩序治理与军事安全。主要研究成果包括：《欧洲外交史-》，《跨国视角下的世界秩序与国际社会》、《美国外交：理念、权力与秩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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